五十余年来，我一直住在这座城里，先是上学，后是上班，除短暂的寒暑假和因公出差，很少离开过。已退休多年了，还住在这座城里，算得上一个城里人了。

　　然而，我深知我是从乡下游走到城里的，我的祖祖辈辈都在乡下，我太多地因袭了祖辈的基因，骨子里仍是个乡下人，一些乡下人的习俗，怎么也改不掉。在我的耳畔，城市的嘈杂虽然无端地此起彼伏，但更多的是时时响起的乡下的声音：狗的汪汪、牛的哞哞、猪的哼哼、鸡的喔喔，还有上屋大嫂邀约同伴下地采棉的好听的清脆长调、隔壁大娘呼唤孙儿回家吃夜饭的悠然而有些混浊的呼喊，尤其是那牛车奋力而沉重地迈进时所发出的高亢激越的鸣唱，更是如同天籁一般地延绵不绝于耳，常常使我心往神驰。

　　随着岁月的叠加增长，我已至垂垂暮年，这鸣唱竟然愈来愈清晰响亮，也让我愈来愈痴迷。不过我知道，这都是一些迷蒙的幻觉，我故乡的牛车早就悄然远去了，牛车载重前行时所发出的激越而高亢的鸣唱，或许只是在多少光年之外的辽远缥缈的外星天际飘荡。

　　我的故乡在长江中下游的北岸边上，隔江向西南望去，依稀可见庐山的巍峨身影，隔江向东南望去，则是陶渊明当过县令的彭泽古城。被誉为长江一绝的小孤山是我的故乡的标识，那独立江心的挺拔秀丽与奇特，真可谓天地间的鬼斧神工。我的故乡是一片冲积而成的沙洲，随手捧起一捧沙壤土来，稍微用力一捏，如年岁稍长的农民兄弟所说，是能捏出油来的。故乡聪明的庄稼人，开发垦殖了这片沙洲，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难以计数的金黄的稻谷、大豆、玉米，雪白的棉花，还有黑的白的芝麻、褐红的小麦、被黄梅戏咏唱过的荞麦、绿的绿豆、白的饭豆、花纹斑驳的花豆和名目多得数不过来的瓜鲜蔬菜。美中不足的是，因地下水含量大，果树结出来的水果如桃、梨、枣等，总是不怎么甜，甚至有些苦涩，于是也就不怎么栽种果树了。尽管如此，故乡还是一片让人艳羡的膏腴之地。居住在离此不远的丘陵地带的我的同乡，称这片膏腴之地为“洲上”。

　　只要长江的水位不是过分地暴涨，洲上准是午秋两季的大熟之年。刚开发的早年间，洲上人口并不多，地面广阔、一坦平洋，只要力气够，做得过来，将地圈到哪里，哪里就归你所有，只是有的远在几里地之外，给搬运带来许多不便。成熟的庄稼丰饶压地，比如黄豆，连着它的秸秆便多得出奇。庄稼人有丰收的喜悦，要将黄豆和豆禾一起搬运到场上来脱粒，也有挑驮之苦。于是，灵巧的木工师傅便设计制作出了大型的洲地运输农具：牛车。

　　牛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远在春秋后期，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时坐的便是牛车。《论语》说，樊迟为他驾过车，驾的就应是牛车，夫子还即兴以牛车说事，和他的学生进行过哲理交流：“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何以行之哉？”“輗”和“軏”都是牛车不可或缺的小部件，别看它小，如果缺少了或者损坏了，牛车就走不动，以此启发他的学生，讲信用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不过那时的牛车体量不大，只是载人和随身小件行李的交通工具，小巧而灵便。

　　我故乡的木工师傅们打造的牛车，虽是从孔老夫子坐过的牛车演化而来，但它的高大却是孔老夫子牛车所不可比拟的，它的载重量与四吨载重汽车不相上下。牛车的各个部件：车驮（轮）、车杠、车轴、车横等，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也曾想准确地说出牛车各个部件的尺码，但说不准。

　　年长的老木匠师傅一个一个地作古谢世了，年轻的木匠师傅只能比比画画而语焉不详，所以我只能说个大概：高个子的邻家二叔，站在车驮的这边，是望不到对面的那个车驮的，二叔身高有一米七出头，也就是说牛车的车驮直径有一米七以上。车驮是用故乡高大的梧桐树做成的，木质细腻坚固呈红色，车驮的周边必须用铆钉铆上一圈约半厘米厚的铁片圈，因而不怕重压磨损。两根车杠各有四米左右，取材于高大笔直的杉木，七根车横将两根车杠穿连起来，成了敞篷的车厢。车轴则是用桑木做成而将两个车驮串起来，车轴很关键，选用桑木是因为桑木极耐磨。那时，乡下人不知有润滑油，只用桐油在车轴转动的关键部位经常涂抹，以减小牛车前行时的阻力，那里紧靠两边的车驮，是一浅浅的凹槽，时间长了，凹槽里黄亮亮的油光可鉴，分外好看。牛车体量大，没有那么大的车库存放，一年四季只能放在露天，所以它的全身也必须用桐油反复油刷，油刷两三遍之后，结成一层坚韧的保护膜，能有效地抵挡风霜雨雪的侵蚀。

　　牛车，是土地较多、庄稼做得大、比较殷实的富裕农户才有的，一般的小户人家置不起也养不起。小户人家如果庄稼地较远，收庄稼时可用换工的方式，请牛车户来拉上一两车，拉一车至少得三个工才换得过来呢。

　　在村子里，我家是小户，自然没有牛车，但我家有一头小个头的水牯牛。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土地和“一腿”牛，也就是四分之一头牛。父亲和母亲凭着自己的勤奋，加上雨水调匀，收获的黄豆很多，于是卖了黄豆，将另外“三腿”牛兑了过来，我家便有了一头水牯牛，这在农家是件大事。那牛虽然个头小，但挺精神，我很喜欢它，时不时地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去放牛，这是我少年时期的一大乐事。

　　村子西头吴家是老户，庄稼做得在行，有一头大水牛，20世纪50年代初，他家决定添置一乘牛车，请了姓石的木匠师傅父子俩来打置。吴家打置牛车的那些日子，我和小伙伴天天去看热闹，开始的一两天是备料，没有什么好看的，三四天后则一天一个样：车驮出来了、车杠出来了、车轴出来了，不到十天，一乘崭新的牛车就停放在面前的稻场上，真有说不出的新奇。

　　吴家伯伯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看出了我家那头小个子水牯牛犁地很卖力，便和我父亲说：让它去打纤吧。拉牛车得用杠牛和纤牛，杠牛是主力，轭头很大，架在两根车杠上，吴家那头大水牛拉杠充主力，一定是称职的；纤牛则是协助杠牛的，卖力的纤牛，对于拉动载重量很大的牛车，作用非同小可。一般的轻车，用一头杠牛就可以了，重车则要增加一头纤牛，也有用两头纤牛的，但很少。我父亲一听吴家伯伯赏识我家那头小牯牛，很高兴，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想的是，日后用牛车拉回我家地里的庄稼，再也不用换工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此后就有了坐牛车的机会。

　　天气晴好，牛车路很干燥，即使载重量大一点，杠牛和纤牛合力拉起来，不紧不慢地一步步行进，是不怎么费力气的。赶车的把式也显得轻松，他会跨着杠牛的牛背，两腿分别站在两根车杠上，凌空甩动赶车用的鞭绳，有时还会悠然地哼唱着听不甚清楚的山歌，那歌声伴着牛车发出的抑扬顿挫的鸣唱，很欢乐，画面很是精彩。如果途中遇雨，泥湿路烂，赶车的车把式和拉车的杠牛、纤牛就苦了，那是要加倍用力的。如果陷车了，就得请许多人来帮忙，本村的人还好说，若是到路远的外村，人生地不熟，就要费许多的周折，说许多的人情好话。

　　牛车除了怕泥湿路烂陷车，另一怕就是怕“过坝”，洲地因蓄水的需要，坝埂较多，载重的牛车要翻过去，是很费力的。我亲历过一次牛车过坝的情景，至今难忘。那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吴伯伯赶车，帮邻家拉刚收割的黄豆秸，满满的一车。邻家叔叔扛着一把长木柄大铁叉跟在车后，若有因颠簸撒落的豆秸，他即随手叉起来送到车上，辛苦得来的劳动果实，一点一滴都不能丢失。我跟车坐在车杠上，卸车下轭后要去牧放一下我家那头水牯牛，因为它是在犁地后接着打纤拉车的，草吃得少。过坝是熟路，吴伯伯也没很在意，只是到了坝埂脚下，让我下车，过坝后再坐上去。要过坝了，吴伯伯抖擞精神，吆喝着杠牛和纤牛奋力前行，那两头牛也很听话，弓身奋力向前。看来一切都很顺利。突然，吴伯伯大叫一声：不好！牛车的右驮一下子陷进去了。原来，这条过坝道好久没有牛车走过，土獾子顺着车辙，在边上扒了个很长的洞，边上的土也都很松了，很容易陷车。吴伯伯的鞭绳舞得呼呼作响，那杠牛非常老到，跪下两条前腿，用力向前趴行，纤牛也铆足了劲，协同杠牛向上，终于将牛车拉到了坝顶。下坝时，纤牛就不费力了，杠牛的两条后腿则屈伏挨地，使牛车不致滑得太快或侧翻，真是聪明得很。下得坝来，吴伯伯停下来摸摸那杠牛的牛头，也摸摸纤牛的牛头，算是一种抚慰，并说晚上回去要炒一些盐粒和黄豆给这两头牛吃，算是嘉奖吧。

　　1964年，我休学在家，在民办小学教书。那年冬天，我妹妹出嫁，花轿已是没有了，但新娘子总不能走到婆家去吧，有人提出用自行车来接，又觉得那样不喜庆，也没特色。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用牛车，先铺上一层车厢板，再铺上红彤彤的花被子，这样既热闹喜庆，新人也安逸些。妹妹是我背着坐上牛车的，一家人含着喜悦的泪花，望着妹妹坐的花牛车渐渐走远。由于车不重，发出的鸣唱既不高亢也不激越，但我还是听出那天籁般美妙的音响。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牛车的鸣唱声。

　　现在，故乡的水泥公路四通八达，汽车也很多，各家各户都通了煤气，用庄稼秸秆烧火做饭的机会很少，农民的挑驮运输之苦彻底解脱了。牛车不见了，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自然也听不到那高亢激越的鸣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汽车的喇叭声，这真是民生幸福的大好事，但我仍然有些怀念那古朴而庞大的牛车。

　　有一次，偶然和老乡余焰炉先生谈到牛车，他在省政府工作多年，对安徽民间的事知道得也多。他告诉我，他在金寨县见到过牛车。我说，和宿松洲地的牛车不一样吧。他说，是一样的。我说，金寨县是山区，牛车不适用呀。他说，是金寨民间的一位收藏家收藏的。我真的对金寨那位民间收藏家肃然起敬。他收藏的那乘牛车，说不定就来自我的故乡宿松洲上呢，找时间一定去看看我思念的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