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其成名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以下简称《大国的兴衰》）一书。该书以全球性的宏大视野、引人入胜的深刻见解、丰富翔实的史料分析让人耳目一新，一经出版便在国际学术界与政界引起了轰动，至今已被译成23种语言。肯尼迪公开表示，2022年，他将为《大国的兴衰》做出修订并增加新的章节。同时，在国际体系面临广泛深刻调整的今天，国际政治学者仍然对此书中涉及的大国实力兴衰及国际权力更替津津乐道。那么，肯尼迪笔下的大国走向预言是基于怎样的学术判断？应如何重新思考《大国的兴衰》之当代意义？一国崛起与衰落的决定因素有哪些？为探究以上问题，记者梳理了相关学界观点并采访了国外学者。

　　预言美国将走向“相对衰落”

　　肯尼迪在著作中审视了1500年至2000年间大国国力的演变及世界格局的变迁。在最后一章中，他预言美国、苏联、中国、日本与西欧将成为21世纪的五大力量中心。其中，对于美国将走向“相对衰落”的预测受到了当时美国国会的高度重视，也让肯尼迪备受争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尼迪曾回应说，判断一个国家的兴衰应当基于50年、100年甚至150年的一种大趋势。美国不会立即衰落或崩溃，但过度扩张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持续下去，美国将变得相对衰落。

　　肯尼迪至今仍表示，该书的主要观点“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不需要改变。肯尼迪认为，以足够的资源投入保持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强国地位。正如他在书中写道：“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

　　肯尼迪的另一核心论点为：经济潜力决定军事力量，并且二者存在互动关系。他指出，“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大国在相对衰落时期意识到自己走下坡路后，会越发察觉到国际环境的“不安全性”，并本能地将更多的钱花在国防和安全上，因而用于经济投资或生产性财富创造的资源就会下降。当天平向非生产性的军事力量倾斜得过于严重时，国内经济必然会被拖垮，最终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因此，肯尼迪总结道，不断扩展对外战略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不堪重负，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也正是基于此，肯尼迪做出了美国将走向相对衰落的预言。

　　“国家过度扩张”的警告仍具意义

　　在书中，肯尼迪质疑了一些国家对别国采取大规模军事干预的行为：这些军事行动的代价是什么？这个国家能负担什么？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是否会造成巨额赤字，并最终削弱而非加强国家安全？肯尼迪阐释说，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益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经济相对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对于肯尼迪的这一警告，不少学者持认同态度。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罗伯特·托普林（Robert Toplin）撰文表示，“国家过度扩张的危险，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论点。

　　托普林写道，20世纪80年代，美国民众对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不断膨胀的国防预算感到担忧，肯尼迪的著作就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问世的。该书的论点激起了美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对于经济与军事二者相关性的解释引起了大量美国民众的共鸣。但《大国的兴衰》出版后不久，美国公众对这部书的兴趣即大幅减退。原因在于，1989年德国人推倒了柏林墙，1991年苏联解体。而美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势头使肯尼迪对于“美国衰落”的预测看起来不那么令人信服，不少人将他称为“糟糕的预言家”。90年代末，美国政府出现预算盈余——美国民众更是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国家进步，而不是衰落。

　　然而，21世纪的今天，美国民众再度陷入难以消弭的悲观情绪之中。托普林写道，人们深知，美国经济已经失去了牵引力，赤字正在呈现螺旋式上升。而肯尼迪早在1987年发表的言论此时显得颇有见地。托普林提到，美国的军事开支占据全球近一半，美国军队目前驻扎在150多个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琳达·比尔姆斯（Linda Bilms）在合著的书中提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投入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近10倍，比越南战争多出1/3，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2倍。《纽约时报》评论道，这场战争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严重影响到美国经济。

　　世界帝国史研究专家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Alfred W. McCoy）曾分析冷战后美国为维持其扩张性霸权而发动的一系列“影子战争”。他认为，除了上百个军事基地环绕全球，令人畏惧的核武器储备、大规模空中海上力量和海外驻军，美国通过国家安全局对全球的监控、中央情报局在其他大陆的秘密行动、网络战争、操控选举等，构建了强大的秘密战争武器。

　　肯尼迪在书中警告说，“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面对一个尴尬而持久的事实，即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和义务的总和，远远大于美国同时捍卫这些利益和义务的能力”。除了美国，肯尼迪也用相当的笔墨来描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和日本通过军事扩张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进程，并将二者称为军国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国家。一些学者认为，德、日以战争起家，又因战争而陷入衰落。因此，以军事扩张来解决国内资源短缺的做法并不可取。这种观点与肯尼迪提出的“国家过度扩张的危险”相吻合。

　　正如肯尼迪强调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应当意识到军事战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超出了其物质资源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将不那么安全。”这一结论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肯尼迪的部分观点需重新讨论

　　在对《大国的兴衰》的战略思想及学术价值给予肯定的同时，不少学者认为，肯尼迪的思想终究摆脱不了传统的史学框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肯尼迪对于国际关系的评判基于世界历史视野而非国际体系本身。肯尼迪对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反思，更多的是一种“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出的规律”。

　　肯尼迪在书中写道：“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观点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荣休教授亨利·R.诺（Henry R. Nau）发文《为什么保罗·肯尼迪笔下的大国兴衰存在漏洞》表示，纵然肯尼迪强调“财源”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性，但在书中未提出普遍性的经济周期理论；纵然他强调“国家在战争中获胜”是考量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未曾解释何种社会体制或政府组织对于帮助一国在战争中获胜是最为有效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肯尼迪崇尚事实而抛弃理论，只是通过考察历史记录来总结一些“大体有效的结论”，并且他承认这种结论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境，不排除有个例发生。正如肯尼迪指出的，“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二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此外，肯尼迪强调，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取决于国际环境中与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他在书中援引欧洲重商主义支持者菲利普·威尔海姆·冯·霍尼可（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的名言：“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肯尼迪进一步指出，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的德国比较，法国就略显逊色。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军队拥有的武器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全球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对于肯尼迪的这一论点，有学者认为，肯尼迪过于偏重大国实力的横向比较，而弱化了大国自身国力下降导致的“自然衰落”因素。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盛衰轮回也会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这一规律除了取决于他国施加的外在压力，更取决于自身力量的保持。一国如能长久储存国家实力，则可四季常青；但若放任于颓败的国家治理，则必然走上衰亡之路。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固然预言了苏联可能面临衰退，但他未曾料到苏联会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他认为，即使苏联衰亡，也会以一种军备竞赛或大国战争的形式终结。但事实上，苏联解体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大国覆灭。无论是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造成的体制僵化，还是过度发展军火工业和重工业导致的经济危机，抑或错误政治思潮导致的社会动荡不安，都充分说明，将这一昔日盛国推上绝望之路的根本因素在于自然衰落，而因冷战力量抗衡带来的“在竞争中衰落”只是助推因素。正如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者黄仁伟所说，“苏联作为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的大国，本身具备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潜在优势。而且它的周边也没有强国威胁……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谈及这一点，亨利·R. 诺对记者表示，肯尼迪忽略了国家内部体制因素，这些因素除了体制本身的先进性，也包含国内政治认同、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凝聚力等。肯尼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主要从斗争的角度看待世界权力更替。事实上，“权力硬币”的一面是国家拥有武器与财富的能力，另一面则是国家激励公民信心并鼓励其使用国家权力的能力。缺乏第二点，第一点也无法成立。然而，肯尼迪对于国际生活维度的评判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亨利·R. 诺解释道，1970年后，苏联与美国的相对军事实力变化甚微，但不同的是，两国国内的政治接受度及公民对于政府权力的支持度有所改变。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的“麻烦时期”后，美国公民于90年代初重拾对于国内政治及市场制度的信心。而苏联公民对其国内体制的幻想却逐渐幻灭，最终拒绝了苏联政府使用武力自卫的权利。从这点而言，苏联国内政治认同的崩溃是重要因素。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对记者阐述道，政治体制需要依靠“合法性”而非通过“胁迫强制”来筹集政府资金和动员国内的政治意愿。一个单纯依靠强制手段运作的政权是脆弱的，是容易被掏空的，很容易突然濒临崩溃。而“合法性”需要动员民众对于政治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与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一点的失败。

　　布拉迪克补充道，肯尼迪的著作有一些很有启示意义的观点，世界发展历程中的宏观历史证据也可以证明他的部分言论的正确性。然而，该书的一些观点需要重新讨论。经济与军事在决定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定义大国实力的唯一因素。美国在20世纪和今天的主导地位除了来自其经济与军事实力，还得益于铸币税与美元的关系、核心科技（这个因素愈加重要）、国家战略能力、文化影响力、语言在全球的流行程度等。另外，国家信誉等软性因素也应包含在内。例如，美国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面临着被质疑虚伪、不可靠等问题，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力量也是一种负面影响。因此，肯尼迪的观点需要从一种宽泛的角度重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