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繁先生

　　1984年秋，叶嘉莹先生应日本冈村繁教授邀请，赴国立九州大学讲学。

　　冈村繁（1922—2014），中日学界公认的当代日本汉学大家，也是日本汉学界的一位泰斗级学者。1922年7月出生于日本滋贺县，1944年入读广岛文理学科大学文学学科汉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汉学家斯波六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

　　大学期间，在斯波六郎指导下，冈村先生深受日本京都学派严谨学风和中国清代乾嘉学者遗风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1959年，冈村先生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教，1962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历任东北大学助教授（副教授）、九州大学助教授、教授。在九州大学退休后，被该校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后转任久留米大学教授，创建文学部（文学院）并任第一届学部长。

　　冈村先生虽没有到中国留学的经验，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多次赴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2002年，《冈村繁全集》（共11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一位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出版全集。该书的序言这样写道：“他（按：冈村先生）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珍视……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并不限于中国自身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视域也就不能囿于本国范围。就此而言，《冈村繁全集》作为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国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2013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过一篇时任驻东京记者站负责人谢宗睿先生采访冈村先生的报道，标题为《日本人血液中的中国文化》。记者从一幅中国学者书赠的“汉学泰斗”挂轴开始访谈，冈村先生回答说：“所谓的‘汉学泰斗’，只不过是我读中国书的时间比较长罢了。从孩提时代起，我读的中国书就多过日本书。十二岁之前，我读的书全是中国的。十三岁进入中学后，学校开设有专门的汉文课程，作为国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小孩子都从十二三岁起开始学习汉文，到了二十岁左右，我们对汉文的理解能力和水平已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实际上，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外语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只学习中国的典籍，其中很多人的见解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而且，如果没有汉文作为媒介，所谓的‘西学’也就无法迅速地传入日本……我深深地感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大海隔绝于大陆之外的国家，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贫瘠，如果不是积极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就无法形成日本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是不能也无法被抛弃和割舍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日本人都不应忘记这一点……”

　　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重的冈村先生，对叶先生也是推崇有加的。1985年秋，我到九州大学留学，成为了冈村老师的学生。他对我说过：“我从叶嘉莹先生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学者的学识”，“我们日本人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囿于语言语感，难以理解其中的美，缺乏赏析的能力，所以善于考据，或者说只能注重考据……而叶嘉莹先生则很全面”。

　　听完冈村老师的话，我恍然大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虽得力于他们自古使用汉字，至今语言文字中还保留着古音和古义，对于字面意思的理解没有大的障碍，特别是古文，但是由于会说“华音”的人不多，所以日本人学习中文时多停留在阅读方面。后来，中文的语音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近现代以来，中国从日本“逆输入”了很多“和制汉语词汇”，形成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产生了不小的隔阂，转而导致了会说现代汉语的日本人不太能读懂古文，研究古典的人不会说，又缺乏语感，欣赏不了中文语音之美。所以，他们将“做学问”锁定在了查对版本和正典、正义以及本事方面。西方人因不具备汉字基础，会说不会写的人比较多，能够读懂中文的已属不易，对于理解汉字的字义和语音的美感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另辟蹊径，只能运用西方的心理学和文艺理论进行分析与读解。如果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能够结合起来，才是最为理想的。叶先生的个人天赋与经历，造就她成为这个时代出色的集大成者。

　　记得有一次跟姑母说起冈村老师的事情，我刚一说到“冈村先生”，就被姑母打断。她教育我说：“冈村先生现在已经是你的老师了，你就应该称呼‘老师’，不能再称呼‘冈村先生’！”对此，我虽一直谨记于心，可心中也一直都藏着一个疑问：姑母为什么又允许自己的学生称呼她为“叶先生”呢？没敢问过。

　　最近，叶先生在审阅此稿时，做出如下批语：“因为‘叶先生’已经成为了公共大众对我的‘官称’，而且在中文里，‘先生’原有‘老师’之意，不知日本是否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