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刘士杰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诗歌的节日，我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力投入了为诗歌而奔走的行动之中。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本理论批评刊物《诗探索》应运而生。这本由民间人士和学术机构共同创办的诗歌理论刊物，所有的编辑都是“业余”的，也都是无偿劳动的“义工”。我来自北京大学，还有几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其中就有刘士杰。直到现在，这本刊物始终都没有申请到刊号，也基本上始终都是“自筹资金”。当然，从主编到编辑也始终都是义务劳动。

　　刘士杰从那时开始就为《诗探索》服务，与《诗探索》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凡四十年”，直至如今。他把全部的青春贡献给了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和批评家，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诗歌编辑。数十年来，他做着一位全职编辑所做的一切，默默地为《诗探索》约稿、改稿、编稿，骑着单车或挤着公交车来往于社科院和北大之间，同时还承担着文学所给予他的科研业务。

　　《诗探索》就这样在一批专业而又“业余”的编辑手中，成为一本受到学术界和诗歌界普遍尊敬的诗歌理论刊物。

　　我和刘士杰的友谊就建立在我们为《诗探索》操劳的日日夜夜中，我们为它的困境忧虑，为它的成就宽慰，我们甘苦与共。我们的友谊是由于共同的工作，当然更有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热爱诗歌，而且热爱对于诗歌的研究和评论，尽管我和刘士杰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但我们是诗歌的真诚朋友。

　　刘士杰和我一样，读诗，约稿，同时自己也写评论。他谦虚地说自己不勤奋，其实，他的诗歌批评一直是诗歌批评界的一道风景，在业界享有佳评。刘士杰有很深的学养，在复旦大学受到过名家严格的训练，他精通古今理论经典，他的诗歌批评立论公正，不务空言，且平易近人。

　　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总是信守自己的批评立场，不追逐时尚，也很少引经据典。他总是冷静而准确地将自己的阅读感受予以准确的表达，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的批评总是从创作的实际出发，立足于坚实的创作实际的分析之上。刘士杰言说他细读批评文本的体会是“以理性的眼光阅读，以艺术的心灵感受”，这正是他一生从事诗歌批评的经验之谈。

　　他强调细读文本，这也许一般认真的读者都能做到，而理性阅读（即超越一般读者的冷静的思考与分析、判断的成分）与艺术感受（即基于诗性的心灵感受的成分）二者的融会贯通，正是他长期从事诗歌批评的宝贵经验的总结。这就使他的批评超越了平面的铺呈，而将浓厚的历史感与鲜活的现场感融为一体，展现出了一种生动的、总体的立体观照。

　　刘士杰的批评视野是全方位的。如他在1999年为共和国诗歌50年所写的总体介绍文章，以“风情”二字予以概括，就体现出他把握诗歌发展规律的能力。5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充满了理想精神和浪漫情调，但又是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困苦地行进。刘士杰的叙述艺术体现了他作为资深批评家处理复杂现象的成熟——既不回避风险又从容坚守诗人的良知，既不违背严酷的事实却又条分缕析言说自如。数十年来，他坚持社会的和审美的相结合的批评立场，对诗歌的审美判断总是与社会的进退荣辱密切关联。读他的文字，能够把握到鲜明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了诗人对于世道人心的深重关切。

　　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刘士杰论诗》，他最初将其定名为“用一生体味诗美”，可谓总括了他的诗歌批评的立场和精神。

　　作为批评家，刘士杰当然始终关切诗人及其作品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思想含量，但他又总是从审美的角度进入作品，并恰如其分地予以精到的概括：如他评牛汉，是“燃烧的生命烈火”的“壮美”；他评辛笛是“熔古典与现代于一炉”（很少有人发现辛笛的“古典”，他注意到了）；再如他评郑敏，概括更为精彩，是“幽思哲思深邃，想象意象奇妙”，简单的评语道出了这位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的独特的风格。在论及杜运燮时，批评家注意到杜诗风格形成的内在基因，他以“杂交培育”四字展示了这位出身于西南联大的诗人中西交接融合的诸种因素。

　　刘士杰始终关注中国当代的诗歌创作，他论及的诗人涉及数代薪火相传的诗人，这些诗人是他尊敬的前辈、充满友谊的同辈和朋友，从屠岸、洛夫、木斧到莫文征、西川，从非马、适民、南永前到李小洛、阿毛，他的关注的目光遍及海内外，涉及年长的和年轻的。刘士杰是中国诗歌界一位贴心的评论家，也是诗人们最贴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