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著作写完，总有许多感慨，尤其是这种写作多年的著作，就像历经艰辛跑完的马拉松，长舒一口气之余，实在是感触良多，甚至不知从何说起。

　　学者历来分两种，套一句曹植的话说就是“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句、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文心雕龙·定势》）。我大概属于前一种。若按以赛亚·柏林区分的狐狸、刺猬两大类，我应该近于狐狸一类，很难长久地专注于一个研究对象。

　　幸运的是，诗学史研究恰好是一种不断更新的研究，像一个农夫每天都在开垦荒地，或者说更像一个探险者，每天朝着既确定又不清楚的目的地跋涉。有人走过的路段，尚可遵循前人的足迹——这不等于说没有或不需要另辟蹊径，没有人走过的路段，则全靠自己探索。

　　乾隆一朝的诗学应该说是前人涉足较多的境域，自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以明清三大诗说建构起明代以降诗学史的框架，研究乾隆年间格调说和性灵说的论著便层出不穷，数量甚至超过清代前期诗学的研究。近年对翁方纲肌理说的研究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乾隆朝诗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盛况，也越来越清楚地建构起以格调、性灵、肌理为支撑的乾隆诗学的认识框架。

　　较为丰富的成果积累，既为我提供了广泛的参考文献，同时也给我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压力。如何超越前人的成就，将乾隆朝诗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横亘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

　　在决定撰写《清代诗学史》之初，我就将目标瞄准了雷纳·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希望能写出一部反映中国17—20世纪初诗学发展的历史，目的是展现中国诗学在这近300年间的极度丰富和长足发展，为学界完整地认识古典诗学的面貌，进而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传统提供一个新的、更重要的是较为完整的参照。

　　比照弗·施莱格尔“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历史”的说法，最好的诗学理论也就是诗学历史。的确，“每门科学的完成往往无非是其历史性的哲学成果”，只有建立在诗学史的细致梳理之上的理论反思，才能完整而具体地呈现古典诗学的逻辑展开和层累式的演进过程。因此，我首先坚持展示历史的丰富性第一的原则，并认同圣伯夫的看法，“历史太重逻辑便谈不上真实”。

　　长久以来，韦勒克一直是我十分景仰的学者。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文学理论》的两个作者之一，但对我来说，他首先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作者，没有如此渊博的学识，他和沃伦不可能写出《文学理论》来。韦勒克的胸中装着整个欧洲近代文学批评，而我却只能涉猎中国的清代。但这不能成为妄自菲薄的理由，因为在清代的270年间，产生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诗论著作，现知起码有1800多部，现存逾1000种。

　　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诗学文献，而且在学术理念上，我与韦勒克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批评史“完全是思想史中的一个分支，跟当时所产生的实际文学关系并不大”，因而他的基本设想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非常间接的；而且我们可以忽略它，因为我们的目的毕竟主要是对各种思想的了解”。

　　他以华兹华斯为例来说明，批评史家要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华兹华斯的理论意味着什么？他的言论是否言之成理？他的理论产生的情况和背景以及对别的批评家的影响又是什么？”尽管他不排除文学创作作为背景对理论的影响，但却回避了理论对创作的导向和具体影响。这或许与他新批评派的立场，与他看待文学写作的方式有关，但这种看待创作实践的态度却割舍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

　　我看待这一问题的原则正好相反，即充分重视理论、批评给写作带来的影响；同时，相对于批评的言论是否言之成理，我更关注的是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即运用话语分析的方式来探究乾隆时代的诗学理论所包含的个性色彩。这对习惯于“六经注我”的言说方式的中国古代文论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我所论述的乾隆朝诗学仍然只是我认识的那个部分，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取决于个人判断，其中固然不乏同于（绝不是重复）前人的认识，但更多的还是基于我的研究和发现。

　　同其他学者的著作相比，我经常意识到自己行文繁复，袁枚一章写了九万多字，纪昀一章也写了近九万字，而且过多地引用了原文。但这正是我的写作宗旨。除了秉承远略近详的传统史学观念，“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荀子·非相》）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部《清代诗学史》我更希望是写给不研究清代诗学乃至不研究古代文学的读者看的。希望他们通过书中引述的大量原文，可以约略窥见古典诗学的晚期，诗论家们如何谈论诗学、批评诗歌，不仅了解这些诗论家的想法，甚至能直观地感知他们的批评方法和言说方式。

　　为此，我全文照录了洪亮吉《北江诗话》中一则千余字的意象批评，以便读者对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方法有个直观的印象。我想读者一定不会介意我多录一段原始文献，而宁愿自己去检阅《北江诗话》。这种考虑终不免增加了全书的篇幅，而使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判断淹没在大量的文献中。但我仍然感觉本卷的论述比第一卷更有深度和理论性，非但讨论的问题更具有理论色彩，各章节内容的互见和关联也更为频繁、更为紧密，而且与前代诗学的关涉也随处可见，其中凝聚了我对古代诗学史的大量思考。

　　如果说《清代诗学史》第一卷较多拓荒性的内容，以提出原创性的命题为主要贡献，那么本卷更多的是独辟蹊径，在许多老生常谈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独特的看法。无疑，如今这部付梓出版的第二卷，其研究对象都已积累不少先行成果，但我仍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即便是格调、性灵、肌理这些基本概念的诠释，也一一提出了与现有研究不同的论断和评价，相信这对于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