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头沿黄河一带的村庄进行为期半年的挂联中，我先后走访了新河村、兰桂村、昭君渡、昭君坟、二狗湾村、麻池镇等地方。千百年来，这片被黄河水滋养着的大地，是英雄吕布的故土、将军蒙恬管辖过的地域，行经过美女貂蝉和才女蔡文姬；而王昭君，更是历史烟尘中，最为明亮的那一束光。

　　来自泰山脚下的我，最为关注的，无疑是与王昭君一样，跨越黄河，迁徙至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当下乡土文学的创作出现茫然之态。一方面，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乡村定居人口减少；过去创作中对乡村田园生活的单一赞美，因为时代的变化，已有错位之感。另一方面，那些迁徙至城市或者定居城镇的乡村人，因远离故土或者乡土劳作，而在乡土文学创作者那里，得不到应有的丰富表现空间。创作者将关注焦点投在乡土的根基，强调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地理根源，强调回归。而对迁徙者离开故土的复杂心境与融入异乡的艰难历程，则重视不够。

　　在定居内蒙古的7年中，我的观察始终都是外来者的视角。这让我也意识到，迁徙者对迁入地域的融入与接纳，往往需要较为长久的过程。或者，可能终其一生，一个迁徙者，都始终带有原生故土的印记。这便给乡土文学创作者提出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即对一片地域风土人情及乡风乡貌的描摹，需要观照那些迁入与迁出的迁徙者的存在；同时，迁徙至城市或城镇生活的乡村人，也是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

　　无疑，作为迁徙者的王昭君，在渡过黄河前，内心涌动着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与惆怅，也有对塞外生活的忧虑与不安。命运即将在这里发生重大转折，过去与未来，隔着一段黄河浮桥，泾渭分明地摆在她的面前，以至于王昭君在河阴古城流连数日，还不肯离去。

　　由王昭君，我想起了一个冬天的黎明，透过结了厚厚冰花的火车窗户，第一眼看到内蒙古大地时的那个瞬间。那时我的心里，涌动着的情感，一定与王昭君有相似的部分，那便是对于命运的敬畏。命运如此威严，又如此神秘。也正因此，古往今来多少文学艺术创作者，对其永不停息地讴歌和赞美，并一次次地叩问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而对于那些从全国各地迁徙至内蒙古谋生的普通的劳动者们，对于他们在这片辽阔大地上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书写意义，丝毫不比“走西口”或“昭君出塞”等史实逊色。

　　已经有无数动人的篇章，对草原进行了描绘，而关于内蒙古乡土的创作，则相对薄弱。评论者也大多将目光聚焦在内蒙古的草原文学创作，而忽略了关于乡村、戈壁或者沙漠等同样素材丰富的领域。这些素材与草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草原文化这株枝繁叶茂大树上同样遒劲的枝干，代表着交融互动的内蒙古文化的一个部分。《走西口》里唱：“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会蒙话草地走。换回皮毛赚大钱，千里迢迢奔包头。”可见，为谋生而走西口的山西乡民，他们学会“蒙话”，并在“草地走”的悲壮情怀中，也有文化的交流碰撞与互相浸润。在哈林格尔镇新河村的黄河谣工匠博物馆里，陈列的榨油坊、地毯坊、木匠、铁匠、皮匠、毛匠等十多个主题的工匠铺，是几百年来黄河流域一次次人口迁徙过程中，蒙古族与汉族共同智慧结晶的生动再现。

　　新河村的常住人口有八九百人，另外的一半则散落在全国各地。这些离开乡村或许永远不再回来定居的迁徙者，和像我一样从乡村走出并定居在内蒙古各个角落的外来者，都是乡土文学写作者不应遗忘的部分。人类正是由于永不停息的迁徙，才具有了强大的对抗命运的能力，并绽放出生命的光华。

　　此次挂联，促使我完成了长篇散文《迁徙记》的创作。我从自身的迁徙经历，追根溯源，看到历史烟尘中，同样作为迁徙者的王昭君的命运悲欢；又返身关注到当下进城的农民，在告别泥土、将根基扎进城市钢筋水泥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就是这样的观察与审视，让我对于乡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乡土不仅仅是土地本身，还代表着中国最广大群体的根基、来处以及承载命运之所。有迁徙就有回归，更有回望，这种位于两端的不舍与留恋，挣扎与困境，即是乡土文学新的、基于现实的、有温度也将更有深度的表现内容。

　　无疑，内蒙古这片大地，有草原，也有农田，二者并非互不交融。恰如很多蒙古族同胞一直在农区生活，这种混居生活的状态，以及从草原、乡村到城镇的迁徙，或者回归，也让内蒙古的草原文学、乡土文学，都会有新的可供挖掘的创作角度与空间。乡村迁徙者的足迹与命运悲欢，是内蒙古乡土文学也是整个中国乡土文学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

　　在对黄河沿岸村庄依然留在土地上的人们的走访中，对他们的儿女进入城市的人生轨迹追踪中，以及对一些在渔村打工的外来者的观察中，我依稀看到了越过黄河浮桥的王昭君的身影。这些大地上的流动者，恰恰是他们，给予脚下这片土地以活力与激情。而乡土文学的写作者，更应对这样穿越历史的烟尘，且从未停息过的人类的迁徙，给予浓墨重彩的书写与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