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殊先生生前身体一直是很不错的，退休后仍坚持每周二、五来所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班。他虽然不参加全所离退休人员的春、秋两季的二日郊游活动，但每年的春节团拜会他却一次不落，一般都是在简短的发言后再引吭高歌一曲，或是“咔秋莎”，或是北海道小调。我们都爱听他唱歌。前年春节他同往年一样，又讲话又唱歌，根本看不出当时的他已是90岁高龄，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病容，所以当他那年9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既震惊又悲痛！

　　回想起和王先生的交往，有几件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1956年10月，我中断在所里照相室的学习，到王先生主持的汉长安城发掘队参加过一个季度的发掘。当时，发掘队的成员多达20人，除王先生外，还有马得志、许景元、张孝光三位先生，和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所的王世民先生，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孙杰、陈国英、何仲贤、徐家国、戴宁如五位先生，以及技工屈如忠先生，再者就是我们这些刚来所的初高中毕业生（当时叫见习员）。

　　这么“庞大”的发掘队，考古所当年还有三个，即石兴邦先生所率领的半坡遗址发掘队、安志敏先生所率领的黄河水库考古队、王伯洪先生所率领的客省庄遗址发掘队，如此盛况实为罕见！遗憾的是，有些先生后来没有继续在所里从事考古工作。

　　当时，汉长安城发掘队的驻地在施家寨，发掘对象是霸城门，我和张连喜同志跟着王先生开探方发掘。本来这种硬遗址较之灰土遗址好挖，但我们在发掘中遇到了一个小麻烦——“封泥”。这是古代为防止私拆写在简牍上的公文、书信而封缄简牍所加盖印章的泥块。“封泥”这种遗物大多是碎块，完整者较少，稍不注意就容易被丢弃，因此我们就得将挖起的土块打碎，然后再架筛子将打碎的土块过筛，在拣“封泥”的过程，为减轻枯燥感，我们就哼唱着自编的“歌曲”：“‘封泥’、‘封泥’快出来，快出来！”王先生见了，把我俩当成稚气未脱的学生。发掘收工后，我又回照相室学习。

　　1958年，赵芝荃先生任洛阳发掘队队长，向所里要了大约十八九个人，我也在其中。因此，从1959年秋天开始，我转到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这期间，我既参加发掘也兼管洛阳工作站的拍照工作。这一工作上的变动，使得我和王先生将近有15年没有接触过。

　　1978年初春，时任副所长的王先生邀我到科研处工作，因我觉得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就婉拒了，客观上也是因为所里当时已决定派我去山西队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后来，王先生物色了山西队原副队长、刚从山西沁水县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回来的张子明同志。他因身体原因已不宜参加田野发掘，而且他有较长的党龄，更适合科研处的工作。他和王先生配合得很好，分担了许多杂务，从而使王先生能腾出较多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王先生后来几乎逢人便说，张子明同志从所里到院里“身兼六职”，对他很是赞赏！

　　作为“双肩挑”的学者，既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又要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上尽心尽责，不辜负党的重讬，因此事关单位安定团结、民心稳定的事，王先生也能从大局出发，审慎处置。比如，关于解决所里一大批业务辅助人员（即原来的见习员）的职称问题。这部分人人数不少，如前所述，绝大部分都是1954—1956年来所的初高中毕业生，到了80年代中期，都已来所30年，有的成了技术部门的骨干，在发掘队也成了不可多得的中坚力量。因此，能否发挥好这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十分重要。基于此，王先生将涉及这些人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的改善等问题，向当时的马洪院长作了陈述，力争得到马洪院长的支持。后来，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落实。实践证明，这项举措既得力也得人心。

　　1988年以后，王先生已不当所长，但仍兼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他对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定既关心，又严于把关。有一年，所里一位同志要评职称（评研究员），但当时以他的学术成果来看，学术委员会评审未必能通过。于是，王先生事先叫室主任捎话给他，要他抓紧时间把他主编的挖掘报告完成，这可算他的学术成果。在全队同仁的努力之下，挖掘报告各部分文稿及插图、图版配齐、编排好之后经这位同志通审完毕，再由室主任审检后交给了出版社。该同志顺利评上了研究员。

　　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得到过王先生的帮助。他的哥哥张光正在抗战胜利前夕回到大陆，在北京参加了地下党，此后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1973年以后，张光直先生数次来北京，从事学术活动的同时也访亲问友，叙故旧之情。他期望与阔别三十余年的兄长相聚，但总因找不到路径无缘相见。一次，他向王先生诉说了这一苦恼，王先生十分理解张光直先生的心情，但因保密制度他没有当面作出承诺。事后，他以所党委的名义及自己党委书记的身份与有关单位取得了联系，最终为张光直先生和张光正先生之间搭上了“桥”，使兄弟俩阔别三十余年后在北京重叙亲情。

　　胸怀无私坦荡，也是王先生为人的一大特点。2013年深秋的一天，张长寿先生约我去他办公室商量中美考古队有关豫东报告的事。次日9时左右，我如约来到张先生办公室，见王先生正站在门口和张先生谈论事情。我听了一会儿，觉得他们所谈的事我也略有耳闻，并且还是不同的版本，因此我也插话讲述我听说的版本。我这人是死心眼，结果说着说着就和王先生在言语上产生了分歧。

　　这个事过去没多久就迎来了2014年的春节团拜会，那天我和老伴晚到了，坐在北排，刚坐下，就看见王先生穿过表演场地朝我走来。走近了，王先生叫了我一声，对我说：“那天我对你说的那些话，回去后觉得很不合适，今天我来向你表示歉意，希望你谅解！”王先生的这一举动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也让我很感动。一位年届九十还曾是昔日的老领导，对自己的言语如此反思、审视，可谓是严于律己的典范，也是先生心胸开阔、心地坦荡的表现。这一点，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