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刚刚热播完，与其相关的当代女性的独立与解放等问题，也再次引发人们讨论，这些或有或无、或大或小，甚至永远没有定论的问题，连日来引起人们对女性家庭地位与自我认知的思考。

　　起初，我们很可能把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定位在“家庭伦理剧”的范畴内，但是很快就发现，该剧之所以能够快速成为深受大众热议的焦点话题，其涉及的问题早已超出了爱情剧、家庭伦理剧的核心范畴。在很大程度上，由亦舒小说改编的这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应该属于社会问题剧。于是，“子君，幸福真的不能等、靠、要”、“成为男人眼中的好女人，是三代‘子君’都没逃脱的套路”、“如果时光倒流，子君该怎么准备”、“是出走的子君，还是归来的娜拉”、“女性如何从‘陈太太’成功蜕变成‘罗子君’”等话题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浮出地表，抢占了各大娱乐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的封面，无数个现代版的“子君”们也随之陷入了自我生存处境的思考之中。

　　1879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问世，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1923年，鲁迅深受现代启蒙思想影响，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女性困境与出路的思考，并诞生了《娜拉出走后怎样》，从而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随后产生了这一思考影响之下的文学实践《伤逝》。

　　《伤逝》的创作与出版不仅让读者拨开锋芒毕露的杂文幔帐看到了大文豪人性之中别样的情怀与温度，作品所呈现出的社会问题也引来无数读者的声声叹息。进入新时期，作家亦舒在小说《伤逝》的人物设定基础上，将故事背景移到了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于是，经典作品中的娜拉与子君摇身一变成为小说《我的前半生》女主角“罗子君”。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亦舒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进入我们的视线。按理说，娜拉、子君的故事理应已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所遮蔽，或者被遗弃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从电视剧目前的热议程度来看，子君的困境与出路仍是套在当代无数个中国女性头上的紧箍咒，困扰着在家庭生活、社会伦理、风俗教化与寻找自由、追求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之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的家庭主妇们。普天之下，“子君”是你，“子君”也是我。

　　近年来，女性因产后抑郁而抱着孩子跳楼自杀的新闻时有报道，每每触及，都会引来类似处境的女子一阵叹息。什么人容易患抑郁症？哪一类人群容易患上产后抑郁症？答案或许很难明确，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些整日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忙碌奔波的人显然患病率会低很多。

　　因此，每当因产后抑郁而选择终结生命的新闻爆出，除了子君们的一阵哀伤与叹息声，还有一些反面的声音充斥其中。而在这些以训斥为主的人群里，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些在产后因得不到丈夫的呵护、长辈的理解以及适应不了新的家庭角色而选择终结生命的人都是在“作”，并因此痛斥她们“无脑”、“残忍”。

　　唯有那些子君们清楚，是什么样的处境与悲凉才能促使一个初为人母的女性，抱着自己的爱子甘心与美好的此生告别，决绝地迈入另一个冰冷的世界？唯有那些子君们理解，这些不对自己生命负责、仓促结束人生旅程的女子内心的挣扎与纠结。或许也只有那些与她们处境相似的子君们懂得她们的尴尬与痛楚，理解她们在世俗划定的圈子里与实现自我价值与追求自由之间的孤独与隐忧、挣扎与难耐。

　　当然，与这些貌似不协调的音符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别样的声音同样引人深思。在“钢管舞”、“露脐装”等新兴词语应运而生的背后，映射出的则是人们对当代女性社会地位与自由程度之大的隐忧。而那些暂时未婚的“大龄剩女”、独身主义者以及“丁克一族”的存在，则更让某些人忧心忡忡、捶胸顿足。即便如此，依旧有一些颇具洞察力的眼光看到了当代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尴尬处境。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职业女性成家后在相夫教子的传统职责外，还要在职场里独立勇敢地撑起一片天，其难度不言而喻。现实中，与子君有同样遭遇的女性大多数是一边背负着传统的枷锁，一边努力地套上新的时代枷锁，其中的心酸苦累都是难与人说的。

　　颇具意味的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商场楼层设定几乎都不约而同的相似，第一层入驻的商家均为高档护肤品、鞋包、金银首饰，第二层少女装，第三层熟女装（或者男装），第四层童装、游乐场。再往上或许就是理发店、美容院、美甲店、茶餐厅等休闲场所。商场内约八成以上的商品都在等待着女性来刷卡消费。女性们会以各种名义来消费，并美其名曰“女人要对自己好点”。但同时，也有人发出质问：“到底有多少女人在肤浅地爱着自己？”并且对症下药，指出真正的“爱自己”应该是“作息规律”、“懂得护肤”、“坚持学习”、“注重养生”等身心的充实与丰富。显然，这种一味地非理性消费与“真正的爱自己”之间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缘由促使女性明知自己没有明星脸、效果不过尔尔，却依然花费巨资来消费一瓶“高级护肤品”和一个“限量款包包”呢？相信有很大一部分消费群体是懂得“对自己好一点”、重视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女性。或者可以这么说，大多数奢侈品的女主人最初的动力和缘由，都来自于犒劳那些在无数个努力拼搏、艰难奔波或者奋力挣扎的生命瞬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作”的方式来与世俗的难耐做或许无谓的对抗，以此寻求自我价值与社会规约之间的平衡。

　　7月9日《我的前半生》开播第一天，我随即网购了亦舒的同名小说。随着电视剧的广受关注，话题不断，我也将小说推荐给了身边熟悉的朋友。不出意外，小说很快被友人借走，次日又有闺蜜求借。有友人告知，同名小说在当当网已经断货，而原网店的图书也水涨船高地调高了价格。

　　与亦舒的原著相比，电视剧剧本做了一些改编，甚至因剧情需要多了一些角色和情节而被观众吐槽，要求尊重原著的呼声不断。然而，尽管问世时间相差三十多年，借助的艺术表现方式也不同，小说与电视剧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社会命题，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子君”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家庭处境与出路思考。

　　从1879年易卜生为女性出路发出的第一声诉求至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而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问题时至今日仍旧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依附男性的程度，也同样成为讨论的焦点。电视剧中，与走出家庭后实现子君的自我价值并行出现的，还有妹妹子群与母亲追求幸福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问题。

　　很显然，妹妹代表的是传统眼光下从旧时代走出的女性获取幸福的途径与思路，母亲代表的则是尽管有理性作为支撑，但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委曲求全的“子君”们。而子君，从家庭走出后，她的幸福必须依附于贺涵或者另外一个“陈俊生”、“老金”一样的男性才能得以实现吗？电视剧给出了答案：当子君在稳妥与挑战之间，选择了颇具不稳定性的市场调研工作后，陈俊生出于关心，告诉子君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求助于他与贺涵时，子君的回答是：不会遇到问题就向他人求救，以后会尽量自己来解决。

　　或许，当我们在审视当代社会语境下女性的独立与自由问题时，除了要求彻底解开女性身上旧时代的枷锁与社会约定俗成的思想镣铐之外，实现自身的独立、培养女性寻求幸福的能力才是女性获得突围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剧中的罗子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子君”都更加独立自主、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