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27日，第二届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与会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等多重视角进行跨学科交流，共同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考古学视野下的夷夏一体进程

　　新石器时代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起点。各文化区在这一时期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认为，不同地域在礼乐文化大传统中形成了文化认同，而礼乐文化大传统也接纳并包容各地域的小传统，大小文化传统之间构成互动互补的“多元一体”政治文化格局。

　　礼乐文化传统为考察海岱地区东夷文化与中原地区华夏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考古学家邹衡曾提出，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中存在东方文化因素。近年来，河南省境内首次发现的永城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进一步实证了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交流，特别是“礼出东方”的观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据此分析认为，大汶口文化自中期开始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极大推动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地区文化格局的演变，展现了海岱地区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贡献。

　　至商周时期，多元一体的文明化进程进入关键阶段。徐良高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之后，东夷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在接受中原地区礼乐文化的同时，不断增强与中原商周王朝的交流与认同，进而融入华夏文化，东周时期最终实现海岱地区的华夏化，完成了夷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如何区分考古学上的夷礼与夏礼？如何理解文献中“以夏变夷”的说法？近年来，“夏文化研究”项目通过多学科交叉与科技考古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方辉结合古文字学与人骨病理研究，实证了夷夏礼节之别主要体现为夷夏两个族群在蹲踞与跽坐行为举止上的差异。随着商王朝的征服，跽坐行为逐渐向周边传播，至中商时期在海岱地区普及。

　　文化认同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才能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及其深远影响。北京大学教授张志刚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基于“和而不同”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学理启发。应深悟“各美其美”中的“分享智慧”与“美人之美”中的“互鉴智慧”。他进一步提出，中华文化智慧蕴含的生存发展理念可概括为“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寻根传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因。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崔明德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寻根传统、浓厚的寻根情结和深厚的寻根文化。历史上，各民族积极追寻本民族的根源，体现了文化认同。历代政权对黄帝、炎帝的祭拜是对中华民族根脉的延续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赓续，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齐鲁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

　　齐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朝明认为，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圈，逐渐与中原、三晋、关陇、燕赵、吴越、荆楚、巴蜀等并列，成为中华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广受仰慕的“礼义之邦”。

　　汉代以后，齐鲁文化从区域文化发展为影响全国的主流文化。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吕文明认为，周秦两汉时期实现了对齐鲁之地的统一，而齐鲁的思想文化通过碰撞、交流与融合，逐渐影响了秦汉国家的文化意志。尤其是两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力的提升，齐鲁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心。

　　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廖可斌基于思想的三种形态分析了宋明理学的现代价值。他认为，任何重要的思想体系都存在三种形态，即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从这一视角来看，宋明理学应运而生，回应了唐宋以来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根本精神在于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只有调整分析思想与历史关系的理论模式，才能合理评价宋明理学的根本精神、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

　　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商周文明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