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北京社科”智库高端论坛在京举行，此次论坛以“新阶段·新任务·新作为”为主题，总结发展成果，提出发展建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昌林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的召开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实施提供更加坚实的智慧支撑。下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继续加强与京津冀三地合作，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是做好理论阐释工作，二是紧密聚焦服务决策，三是梳理总结重要经验，四是广泛凝聚人才力量，为把京津冀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在致辞中表示，十年来，北京市委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首都发展放到京津冀战略空间中考量。下一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智库功能，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谢辉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一新，凝结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心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作为服务地方党委政府决策的新型智库，要立足新阶段，进一步增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治自觉，发挥社科院在协同发展中的决策咨询作用。
全面总结十年发展成就
总结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认为，这突出表现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对接协作、交通一体化、生态治理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协同创新六个方面。
人居环境的舒适性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方创琳用“美丽城市群”这一评估体系纵向衡量了十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变化。他表示，从地理科学角度来看，“综合美丽指数”包括空气清新、水体洁净、生态良好、土壤安全、人居整洁五个方面，用以判断美丽城市群建设进程和目标实现程度。十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综合美丽指数由54.4提升至76.98，年均增速为3.53%，达到良好等级，可以说京津冀美丽城市群建设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就，在京津冀经济社会得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呈现出历史性的变绿变美。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初心使命，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晓江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探索实践对我国转变区域发展模式起到引领作用，不仅推动了本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转变，还有力推动了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方式、发展方式、建设方式的根本转型。他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后，我国又提出了诸多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目标，如何将这些要求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来，不断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将是当前乃至下一阶段需要重点考量的方向。
不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
如何使京津冀更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示范区？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密切相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任务是在人口密集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先行区，通过提升经济发展高度，开创协同开放新局面，夯实世界级城市群的物质基础；通过优化城市群新空间，启动京津都市连绵带建设，塑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主骨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在于三地具有天然的互补优势，地理位置相近又为资源相互转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谈到如何将这一基础转化为发展优势时，学者普遍关注如何将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在天津、河北落地生根，推动三地以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发展，真正实现“1+1+1>3”的效果，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奠定基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将“产业协同”形象比喻为：利用京津“双城记”的双轮驱动作用，真正带动河北这台车架，发挥、放大其资源优势。她表示，要将北京现有的丰富科技创新存量资源发挥出产业转化效应，关键在于推动三地产业协同和创新协同，逐步将现有的协商、会议合作机制转变为长期、稳定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以“四链融合”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会学者认为，京津冀地区同样也应把握这一机遇，确定新的发展目标。河北经贸大学原副校长武义青认为，加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升科技成果在本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同时，还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加快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推动建立集群跨区域协同培育机制，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赵弘表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核心是紧扣“1小时通勤圈”需求。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的首要需求在于实现工作、生活的便捷性，因此满足不同功能区之间的高强度交通需求，实现都市周边的区域联动是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应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核心，从“轨道撵着城市走”转变为“轨道引导城市走”，以市郊铁路引导都市圈空间结构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