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在法学一级学科下首次纳入了“卫生健康法学”专业，这一变化充分体现了我国法治对于新兴领域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为此，记者邀请多位在卫生健康法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共同探讨卫生健康法学的发展方向。

　　研究进展迅速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健康安全风险的关切逐渐提高，我国卫生健康法研究进展迅速，学界对基本范畴已形成共识，认为卫生健康法的核心是保障健康权，内容分为医事法、公共卫生法、健康产品法、健康保障法、健康伦理法。目前学界正寻找新方向，开拓新领域，提出新理念。相关学术成果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等著《健康法治的基石：健康权的源流、理论与制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申卫星所著《卫生法学原论》和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武亦文所著《健康法的基本建构与体系展开》等。卫生健康法的不同分支在发展中不断深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据武亦文介绍，卫生健康法的发展也带来自主理论方面的创新。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解志勇阐述了健康伦理法的基本原则；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宋华琳的“药品监管法治丛书”三部曲提出了保障药品安全有效和药品可及的新理念。

　　但宋华琳也提出，相对法学其他二级学科而言，目前我国卫生健康法学研究者数量少，研究成果数量少，研究相对不够系统，这恰恰说明了卫生健康法学还有广袤的学术空间。

　　逐步形成自主知识体系

　　在卫生健康领域，权利属于个人或公众，但政府在保障公民健康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是卫生健康法学的独特之处。在王晨光看来，此次卫生健康法学成为法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从学科建设角度把法治推及卫生健康这一关系个人和家庭、关系全民族发展甚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大社会领域，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边界。

　　“这是卫生健康法科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为我国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满洪杰认为，卫生健康法成为二级学科后，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我国医疗和卫生健康领域提供更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更高水平的人才支撑。

　　卫生健康法成为法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不仅有助于逐步形成一支水平较高的卫生健康法学学术队伍，更能逐步建构卫生健康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宋华琳认为，这将使得卫生健康立法、行政、司法和卫生法学术人士之间形成一个真正的卫生法律人共同体，推进卫生健康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推动我国卫生立法、执法、司法的健全与完善。此外，卫生健康法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医事法研究和实践，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医疗保障领域、健康产品监管法治化。

　　“正式认可卫生健康法学仅仅是破冰之举，更艰巨的开辟航线的重任则亟待进一步推动。”王晨光表示。

　　加强多维度建设

　　当前我国卫生健康法学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重点建设？满洪杰认为，我国卫生健康法应以健康权为核心，围绕其各个维度进行建设，其中包括公共健康权、个体健康权、健康权的物质基础和伦理面向。我们应加强公共卫生法、医事法、健康产品法和生命伦理法的建设，以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在公共卫生法领域，应加强传染病防治、健康促进和医疗保障法的建设。在医事法领域，应推动医疗法的体系化。在健康产品领域，药品法和保健品的规制面临挑战。在生命伦理领域，应加强生物医学研究、人类遗传资源和医疗健康大数据的法治研究。此外，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是重点。

　　宋华琳认为，应对卫生健康法学基本范畴、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包括健康权、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等概念。同时，对卫生健康规制、治理与伦理，以及卫生健康治理中的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卫生健康法律制度史的研究，加强卫生健康法释义学研究，强化卫生健康法的比较研究，以领域法学视角推进卫生健康法学研究，通过多学科知识汇聚，形成体系性思考。此外，王晨光认为，卫生健康法学体系应当包括公共卫生法、医事法、健康产品法和健康融资保险法。卫生健康伦理也应当成为与卫生健康法密切相关的边缘领域。

　　纵观海外各地的卫生健康法学，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公权力机关、私营部门（医院等）、学术界和社会组织交流密切，使得成果可以迅速转化，海外卫生健康法学更是非常重视健康伦理相关问题的研究，武亦文认为，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此外，也需“避坑”海外课程设置呈现碎片化、逻辑关系不清晰，以及过度受到研究历史的影响，导致各细分门类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