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研究“他者”的学问，人类学有着较为丰富的区域国别研究经验与理论积淀，可以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提供借鉴。

　　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的现状 

　　从事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从各自所处的学科境遇出发，对“人类学如何介入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人类学角色”“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部分人类学者认为，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可拓展中国人类学域外研究的学术空间，有助于探索中国观念与经验的普遍性，对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等相关议题做出回应。来自其他学科的不少论者似乎也在讨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通过“田野调查”对人类学进行了“再发现”。

　　很显然，无论是从人类学区域研究传统思考区域国别研究的本体论问题，或从后者出发讨论的人类学角色，参与讨论的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论与学科建设层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对话与交互反思。虽然学者们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在各自所处学科的知识议题与中国的世界知识生产之间建立起了同构关系。可见，当前中国知识界对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二者关系的讨论，本质上都是以身处中国的人类学和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前提而展开的，这意味着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不必纠结于“体”“用”之争，而是可将其置于知识生产的世界观层面来加以思考。

　　从世界观看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虽然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但二者都（曾）面临着“效法西学”，但又试图摆脱其知识权力与话语束缚，进而以其研究回答中国所处之“时代问题”的知识困境。毫无疑问，作为从事域外研究的学科，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都面临着世界观建构问题，但由于学术发展的历史境遇不同，两者重建世界观的路径也不完全一致。在中国近代转型期，传入中国的现代人类学较为直接地进入了中国“古今之变”的历史结构之中，因此在若干域外他者的研究中追索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也成为其学科主体性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当前在中国所处世界格局转变中兴起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来说，对域外知识的获取只是其任务之一环，它更为重要的使命似乎是将域外知识所处的“地方世界”带回到中国与世界所处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以此绘制中国与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类学界，部分学者在他们长期的研究中逐步寻找到了通过“文化翻译”重观中国本土宇宙观，以及在“文化自觉”基础上重观轴心时代诸子百家思想的本体论意涵的学术思路，并将其作为寻回华夏文明与中国人类学普遍性的一种方案。与此同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也在大国战略竞争的框架下进行反思，并从世界体系转变的长时段尺度对近现代区域与全球秩序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以此作为反思“西方”所塑造的区域与世界图景的方案。

　　进言之，从对西方“霸权”的反思，到以“文化自觉”和“历史自觉”为基础展开的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都旨在从思想和经验层面重建（现）具有多重主体的区域与世界图景。在中国的时空结构与整体社会科学层面，中国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者在寻找各自世界观的过程中殊途同归，回到世界观层面的中国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将互对方提供知识生产的普遍性担保。具体而言，尝试摆脱历史主义负担的中国人类学，可在区域国别研究以空间作为尺度的知识生产中获取理解多样的文化及其普遍性的可能，而带着“区域知识”进入中国之古今关系中的区域国别研究，则可在人类学的域外研究和中国宇宙观（或思想）研究之中获得知识重建。而对这种主体性与普遍性的探寻，则似乎可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民族志中得到更加具体的实践与反思。

　　在民族志中探寻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世界观 

　　民族志研究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首要事项。它不仅是人类学研究者进入他者“社会世界”与“思想世界”的有效途径，也是在比较研究中考察地方知识及其世界性的重要基础。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人类学家在大量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的世界性与古代思想的普遍性进行了积极探索，并部分地确立了“美美与共”“美人之美”的中国人类学世界观。民族志的具体方案与其“思想发现”，对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显然有着不言自明的价值。

　　一方面，民族志不仅可作为区域国别研究获取域外“在地知识”的手段，而且也可作为其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志研究要求研究者对具体族群、地域或历史事件进行实地研究，在地方观照的前提下完成知识生产，并以志书形式呈现不同类型的知识与思想世界。这不仅使其所提供的知识具有较为鲜明的“在地性”，而且其知识产品也能够成为跨学科比较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使多样的“在地知识”与“思想世界”进入不同尺度的“区域研究”之中。实际上，中国不少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在其知识生产或学科建设中均已开始强调“田野调查”和“人类学角色”，民族志研究正在成为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民族志知识同时具有区域性和普遍性，在其研究基础上所展开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不仅可作为构筑中国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探寻其世界观的有效途径。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均自觉避免重蹈欧美区域研究所经历过的“东方学模式”，在具体研究中既寻求知识的“自主性”，又试图避免成为“知识殖民者”。在此情境下，如果我们将民族志研究作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他者世界”中考察“中国之世界”与“世界之中国”等问题的知识生产方案，则它的具体研究与学科建设或许能在“效法西方”（保持其国际性）的同时规避“东方学陷阱”，进而在生产“世界知识”的过程中探寻到其学科的世界观。

　　总之，当我们从知识生产的世界观层面出发考察中国的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时，对二者关系的讨论不仅可以跳出“体”与“用”的框架，而且也可将二者本体论、方法论与学科关系的思考在民族志中得到较为具体的落实。设若如此，则身处中国的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不仅均可作为区域与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基础学科，而且也将共同推动中国历史与域外的民族志研究，在探索“多重思想世界”的基础上，寻获各自的世界观。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