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学者试图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构建本国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和合主义不仅为一个流动多变的世界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而且为人类未来的走向展示了美好图景，为世界发展展示了一条“和而不同”的坦途。

　　和合主义的历史渊源 

　　人类不断以类群共同体扩展的方式发展自身，“和合”是其根本纽带。人类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希腊城邦伦理与世界主义、印度神灵伦理与非暴力主义，都是和合精神的特定体现。和合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关系伦理与天下大同观下的和合主义别具一格，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周易》《尚书》等。

　　在某种角度也可以说，《周易》是一部关于安全哲学的书：从本体论层面提出了以阴阳和合交变之“道”为天地本体；从认识论层面提出了预警安全观，以占卜方式凸显人对事物认知的先验性；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贵静少动的解危原则，强调“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从价值论层面提出了“保合太和”与“万国咸宁”的“和合安全观”，推举“安土敦乎仁”的社会安全训诫，崇尚乐天知命、道济天下的生活安全法则，提倡“吉凶与民同患”的共享安全理想。

　　古代和合观、王道观、整体观促成了中国人“天下”视界的形成。“天下”是一个大于民族、大于国家、大于自我生存边界的范畴，是以“天”为价值核心的天命、天意、天道等政治与伦理秩序意识，以普天之下为范围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平等与普遍包容意识。

　　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中国历来重王道，重视“止戈为武”“协和万邦”，以期实现“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上古时期，黄帝、炎帝与蚩尤共同创造了和而不同式的三祖文化，其标志就是涿鹿之战后黄帝与各部落之间被称为和合盛典的“合符釜山”，开创了民族大融合之先河，这也是中华民族和合治理的开启。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中国人强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中国有最早的“国际”意义上的会盟制度，有最早的文明融合意义上的封贡体系。中华民族在传承“和合”与大一统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结盟的共存意识，来朝、作贡的邦交礼仪以及“修文德以来之”的外交传统。

　　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与社会建构同西方截然不同，东亚社会封贡体系的外交传统与和谐世界的现实构想十分独特。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更有其明显的“和合”主线与逻辑，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观、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的相继提出，彰显了中国的世界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和合主义的当代建构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视和最有能力以“和”为本位来维护安全的国家之一。任何一个演化系统，在根本上都是对立统一、共生交融的“和合体”。“和合”逻辑的合理性在于场域中关系各方都具有共生性，这种共生性是相互交合的，也是相互包容的。“和合”是宇宙演化的本质，是万物总体有序的根源；“和合”也是地球生态演化的本质，地球生态总体上呈现和合共生的趋向；“和合”更是人类发展的本质，人类随着类群生存共同体的不断扩大，其总体秩序的和合度也随之提升，越来越从战争转向竞争、竞合、“和合”发展。

　　与西方本体论传统中的理性不同，和合主义的本体论前提是关系，“关系性实在”是世界的本体，实体只是关系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先有关系，再有实体，整个世界是由不同的关系组成的，无论是宇宙—“和合”、生态—“和合”，还是类群—“和合”，本质上都是关系的“和合”。

　　与西方认识论传统中的原子实体主义不同，和合主义的认识论框架是整体关系主义。与原子论强调“个在先于共在”相反，和合主义强调“共在先于个在”的“共在论”，特别是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关系是构造世界图景的本源，是中国认识论的根本特征。

　　与西方方法论的二元对立不同，和合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中庸，即以中庸达成“和合”。《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故而中和、中庸、中道都是达到整体平衡与天人合一。

　　与西方意义论的“唯我”有着根本的不同，和合主义的意义论指向是“共享”。既然世界处在关系之中，中庸为达成“和合”的最佳方法，那么意义寻求必然要超越“唯我”的个人主义而实行“天下”的普世主义。只有“共享”才是人类持久和平与世界普遍安全的终极意义所在。

　　由此，和合主义是关于“国际关系和合”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中国整体论、共存论的重要思想，吸纳了现代系统论、相互依存论的知识图谱，为全球和合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核心范式。和合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类生存、类伦理、类安全，理性原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目标指向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实现途径是和合共建。较之于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合主义更具有历史过往的解释性、现实困境的超越性与未来发展的包容性。

　　和合主义的国际比较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试图建构各种与和合主义视域相关联的中国学派理论，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理论群”。如国际共生论、海陆和合论、生态制度论、文化中国论等理论，强调“和合”是国际关系的前提。因为共生与共存是先在于国际关系现实的，故和合价值具有先在性，和合主义具有极重要的本体论意义。如道义实力论、关系过程论、创造性介入论、文化过程论等理论，强调“和合”贯穿国际关系的整个过程，因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过程语境中的“和合”便是关键所在。以上理论从文化的发展过程与特征来解读中国社会的“和合理性”，进而凸显了和合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再如新天下体系论、社会演化论等理论强调，不管国家之间差异如何之大，人类必定有一个共同的和合未来，世界终将从国际安全共同体、全球安全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凸显了国际关系价值的意义论指向。

　　和合主义与现实主义不同。现实主义的人性假定为“恶”，认为国际政治只遵循丛林法则，强调战争、权力的争夺与国家间的权力—体系特征，重视国家在短期内的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面对异质性冲突不是强制就是独断。而和合主义的人性假定是“非恶向善”，认为天下有序，把安全的本体视作关系性实在，重视理想引领与人类发展远景的共识建构，重视国家在长时期中的相对获益，以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方式消解异质性冲突。

　　和合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将国际主体由民族国家拓展至国际组织，认为合作、互惠互利建立在理性算计与博弈论基础之上，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帕累托最优（即在不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而和合主义以整个世界、全人类作为分析单位理解世界政治，认为世界是一个共生、共存、共联的复杂网络体，只有互惠互利才能维护个人、国家的利益，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最优”（在让整体变得更好的前提下，才使得自己变得更好）。

　　和合主义与建构主义不同。建构主义以敌人、对手和朋友定位来对应分别来自于霍布斯、洛克、康德式的国家间文化，坚持自者与他者、中心与边缘、霸权国与挑战者等指称国际关系二元叙事的模型，用理念、规范、文化、认同来排斥国际关系中的物质和权力。和合主义则建构了国家间的第四种文化，即似亲族关系文化，以普遍包容的价值观消解自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关系共生的基础上兼容物质与理念、权力与规范、制度与认同等对立性范畴，呈现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和合性与共享性。

　　（作者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