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发展（也称国际发展合作）是指一国或国际组织以改善伙伴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为目标开展的公共资源（如资金、技术）转移活动。国际发展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美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发展事业中，国际发展实践和知识都变得更加多元化，国际发展理论获得了进一步革新的动力。

　　国际发展理论革新的历史与逻辑 

　　纵观国际发展理论的演化史，在实践反馈和理论反思共同推动下，国际发展理论处于动态革新进程中，有一定的代际更替特征。

　　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国际发展知识体系。该理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西方描绘为“发展导师”，认为落后地区的发展将随着其对西方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模式的全面学习而实现。显然，现代化理论对西方的浪漫主义想象，以及其对发展的线性认识都存在巨大缺陷，但它仍成功塑造了西式发展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内核。

　　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学者提出的依附论深刻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剥削本质，指出西方世界的发展要以非西方世界的持续落后为前提，这对现代化理论构成冲击。但是，依附论有过度强调世界体系消极方面的倾向，致使其指导下的发展政策效果不佳。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成为主导性国际发展理论。以强调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拒斥政府干预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之所以能够获得主导地位，得益于诸多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轻视政府作用的问题开始得到学界重视。学者们从重新分析东亚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入手，强调“亚洲四小龙”的政府均深度、积极地干预、引导市场的运行。上述新认识成为国际发展学“找回政府”运动的一部分，进而推动了学者们关于发展型政府的运行逻辑、发展型政府的产生机制等问题的研究。

　　对国际发展理论革新的历史脉络的简单梳理告诉我们，国际发展理论革新的主要动力在于理论反思和实践反馈。一方面，学者们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际体系的作用”“政体和具体制度的影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这些理论争论成为推动国际发展理论更新的基础性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发展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领域，政策绩效的反馈，配合并加强了理论反思的动力。比如，依附论的产生不仅源于学理上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还基于拉美融入西方体系后难以获得发展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际发展理论一直处于动态革新进程中，但西方在从事国际发展合作时的行为模式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第一，西式国际发展合作以干预主义为底色。第二，随着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及其诸多补丁）的发展，西式国际发展合作活动转向强调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有“脱实向虚”倾向。第三，西方的发展融资强调高度优惠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其干预行为的道义性。

　　中国与国际发展实践的多元化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显著冲击。在国际发展领域，中国所引发的革新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实践层面。

　　中国参与国际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自1950年中国给出第一笔对外援助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从未间断。改革开放以前，基于对外援助八原则，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以受援国需求为导向、无附加条件、聚焦实物和生产性项目、资金高度优惠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突出互利共赢、提高效率为原则，对传统的援助模式进行了有选择的改革。第一，需求导向、无附加条件等广受称赞的原则和做法得到延续。第二，中国根据自身的条件，开始将合作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项目。第三，中国着力使发展合作资金来源多元化，以实现降本增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实践的革新。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继续强化“基础设施+”合作模式，并在坚持多元化混合式资金支持的前提下逐步吸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关于贷款可持续性、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规则。

　　实践的发展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国学界关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研究曾主要以政策描述为主。但近年来，相关研究开始取得新进展，“发展引导式援助”“平行经验分享”等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提炼中国国际发展实践区别于西方的特征。

　　随着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增多，随着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示范效应日益明显，西方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也更强调伙伴国的能动性和基础设施项目，这部分冲击了强调市场、社会和干预的自由主义发展范式。当然，西方所做的调整可能更多是权宜性质的。若要推动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深度革新，除了实践层面的努力，还需要建构创新性国际发展理论体系。

　　建构中国国际发展理论体系 

　　一种成熟的国际发展理论至少需要核心概念（回答发展的目标问题）、发展逻辑（回答发展的内在机制问题）、支持方法（回答国际社会应怎样支持落后国家的问题）三大方面。中国国际发展实践模式的特色已较为突出，在此基础上，还可在三方面发力，进一步建构更具系统性、专业性和可推广性的中国国际发展理论。

　　第一，明确发展愿景是国际发展理论建构的基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明确，中国新发展理念中的人本主义、生态主义、世界主义特色更加凸显。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新发展理念与传统的西方发展观，以及其他非西方发展观之间的对话与互鉴。

　　第二，学界对中国发展的内在机制已有较深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尤其强调有为政府对发展的关键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协同发力，既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又更积极地通过政策激励、市场培育等手段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围绕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发展的逻辑问题，“锦标赛”“引导创变”“发展示范”等多种理论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不断丰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学界对中国发展的主要推动机制的理论共识，将各类中层理论整合进一个中国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将有助于塑造更强大的学术话语。

　　第三，将中国特色发展理论还原为一般性、可推广的发展理论，是为落后国家提供发展方案所必需的知识基础。为了达成此目标，就需要充分掌握伙伴国的国情，从而将源于中国的发展理论进行针对性的在地化修改。同时，还需政学合作共同探讨如何调和中国国际发展理论的生产、应用和传播。除了理论建构本身，中国国际发展理论若要成功地“走出去”，还需重视平台（如学科建设、学会、期刊、国际组织等）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关键作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