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稳步推进

　　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国际公务员有所增加，但这一时期主要增加的是中文翻译人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逐渐增加。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开始与中国联合举办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持续到1994年，该培训班共开办了13期，培养了200多名口笔译员。1986年，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自此，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

　　我国较早涉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策文件是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该文件明确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2015年，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2016年，在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为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文件，全国高校采取具体措施，积极推动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选送。

　　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是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主要阵地。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刘莲莲的分类，目前，中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综合性大学中依托国际关系学科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依托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专门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充分利用其41个“双一流”学科的综合性优势，以本科、硕士和博士贯通的方式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包括高层次理论研究人才，成效显著。

　　第二类为综合性大学中依托外语学科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以浙江大学为例，该校依托外国语学院创立“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计划”（简称“国精班”），充分结合本校的学科优势，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第三类是外语类大学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面对全球化时代对外语院校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探索新的发展空间，以外语优势为基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第四类是理工科大学中依托外语学科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以西北工业大学为例，该校依托外语学院，积极服务本校与军工有关的传统优势专业的学生需求，提升学生国际化意识，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五类是一些办学规模较小、有学科特色的高等院校培养模式。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等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学校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发展特色鲜明、规模适中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

　　国际组织人才任职实践及问题

　　根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联合国秘书处共有36574名职员。其中，中国职员有565名，位于国家职员人数排名的第21位。在前20个比中国职员人数多的国家排名中，有13个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对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重提升至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同时，中国也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大会费国。但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籍职员所占的比重大幅滞后于中国贡献的会费比重，中国在联合国供职总人数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地位远不相称。即便与非常任理事国德国、印度、巴西、日本、韩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向国际组织派出实习生方面，中国高校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据统计，我国高校在2015年派出了23名实习生及初级专业人员。2020年，被录取的1096名相关人员被派赴76个国家的223个国际组织总部及办事处实习任职。然而，中国青年学生在专业能力、国际组织胜任力方面仍然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国际可迁移能力薄弱，比如外语写作能力、口语表达能力需要继续提升。二是多元文化下的有效沟通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仍显不足。三是国际事务专业能力不够。缺乏一定的全球视野，在实践中无法有效尊重多样性等。因此，尽快提高国际组织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迫在眉睫。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经验借鉴

　　为了探究国际组织高层次人才的任职特征及成长规律，清华大学就国际组织最高领导人的任职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对联合国下属的48家典型政府间组织2000—2017年在任的160位最高领导人简历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来自74个国家，平均就职年龄约57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90%的领导人职业生涯并非始于国际组织，但80%左右的人就任前已经拥有在国际组织或其所属国政府的工作经历，职业晋升途径也主要来自上述两种渠道。

　　国内学界已有研究发现，作为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创始国，美英两国依靠其综合国力，基本保持了本国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传统优势。瑞士法国两国积极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众多国际组织落户，充分发挥了国际组织总部的区位优势。相比较而言，日韩两国充分借助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计划（JPO），以资金换岗位、以援助促外交，取得了后发优势。德国独创的螺旋模式主要通过前期的信息供给、职业咨询和培训服务等进行人才吸引和孵化，中期以高层协调、项目推送和直接派遣等形式进行人才实践历练，后期则借助进修项目和回归吸收等帮助人才实现发展提升。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分析认为，在雄厚资金和超强人脉的加持下，国际组织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成功路径包括招收认同服务公众理念的优秀人才；构建科学的领导力课程体系；采用注重体验的案例教学方法；以活动和奖学金鼓励学生持续的专业发展，并帮助他们登上更高的职业发展平台。鉴于此，如何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跨部委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联动机制，加大对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人力扶持、标准化指导以及跨校协作等刻不容缓。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