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破土萌生，匆匆数十年便已蔚然成林。这一学科之所以能迅速成长，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竞相勃发是其主要原因，20世纪无疑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众星闪耀的时代。然而，这样的繁荣在21世纪到来之际便戛然而止。如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中层和微观理论层出不穷，方法论的进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大理论”的创新依旧低迷，对于核心的“大问题”——诸如体系的性质、行为体的本质（对力、利、理或礼的追求）——20世纪的理论家们似乎已进行了足够的讨论，穷尽了所有的可能，以至于主流学界几乎放弃了对本体论和认知论的继续探索。但“大理论”终究是学人难以放下的诱惑。
剑走偏锋的“美学转向”与“量子心灵”
国际关系理论若要在宏观层面有所创新，就需要突破既有的科学框架，这无非有两条途径，其一，放下科学，转求他门；其二，更新科学，追逐前沿。“美学转向”和“量子心灵”，便分别是在这两个方向上做出的尝试。
2001年，《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组织了一期专辑，名为“世界政治中的图像和叙事”，由诸多一流学者撰稿，从文学、美术、戏剧、影视、音乐等各方面，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该专辑提纲挈领的文章，出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罗兰·布莱克（Roland Bleiker）之手，题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美学转向”的概念就此确立。这一概念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明确的理论诉求。布莱克直截了当地将“美学”路径与主流的社会科学路径对立起来。简而言之，美学路径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质疑了人们在社会科学中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美学转向”便是要将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足点，从“政治本身”转向“政治表征”，在各种文化艺术的感知中，探求对政治的理解和诠释。
《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则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在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十余年之后，撰写的第二部专著。与“美学转向”不同，“量子心灵”的概念并不完全以社会科学为对立面，这一点从其书名即可得知。但与“美学转向”相似，“量子心灵”也是基于对现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质疑。温特认为，在本体论上，实证社会科学与经典物理学保持一致，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物理的因果闭合”原则，更是“所有社会科学学者都应当认同的基本原则”。既然量子力学扬弃了经典力学，为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那么照此推论，以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是否也可以通过引入量子理论而产生革命性的进步？温特在书中对此进行了探索。
在温特看来，“心灵与社会生活是宏观的量子力学现象”这种观点，有着“推动社会科学哲学争鸣前进”之功，因为它质疑了实证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性假设，即“社会生活被经典物理法则所约束”。对温特而言，心灵或意识在物质主义的视角下存在着的“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就仿佛社会科学上空的乌云。虽然此书的写作只是针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攻击的“游击战”，但他相信，在某个节点之后，游击战必将让位于正规战，“更为实在论的量子科学观”将对经典的主流理论发动正面进攻。
无论是“美学转向”还是“量子心灵”，都并非对既有理论的小修小补，而是旨在从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宏大角度，重构国际关系理论。既然两者都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导向，它们是否能异军突起，为“大理论”的创新注入丰沛的生机？然而，并没有。
贫困的理论和理论的贫困
在《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2001年的“世界政治中的图像和叙事”专辑刊发之后，“美学转向”的概念和文化艺术的研究，一时在学界掀起了热潮。然而，“美学转向”尽管始于理论关切，却在此后的发展中日益失去了理论的锐度，它真正的贡献或许是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议题，而非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促进。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称其重构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态也并不为过；相比之下，《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的出版却没有搅动起多少波澜。有学者认为，以“泛心论”为立足点的“量子心灵”，说明温特“不过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又一个‘转世灵童’”；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该书是“温特基于次要文献对量子理论和概念以及流行术语的误解和误用”，它所提出的是“一种近乎神学的看法，这与科学相悖”。
但是，我们也不应据此就轻易地断言，“美学转向”和“量子心灵”无甚价值，这两条路径的崎岖难行，不全在于自身的无力，毋宁说，它们揭示了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和理论史的困境。若我们将目光放长远就会发现，两者面对的问题和突围的方式，与西方学术百年前的发展历程不无相通之处。20世纪上半叶开始，启蒙时代以来所确立的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仰逐渐遭受挑战，思想界日益重视和反思现代性带来的技术对人的统治、控制和异化。因此，在以反抗理性的绝对化和抽象化为己任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流派中，美学往往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自然科学界，以物质主义和确定性为基础的古典物理学，也受到了以不确定性、量子纠缠等颠覆性的概念为核心的量子力学的挑战，后者又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人的存在本质等。
21世纪初，“美学转向”的提出，正是以后现代主义为其根本的理论依托。布莱克明确写道，“美学转向”的由来，是后现代主义学者“对国际政治理论之实证主义根基的挑战”，以及学界在运用后现代视角思考世界政治时，对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探讨。而温特对“量子心灵”颇有争议的探索，也并非一时兴趣使然。在2003年的《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必然的》一文中，他就诉诸“长期被视为有悖科学的目的论”，以人的能动性和获得承认的斗争为线索，构建了通向世界国家的道路；在2008年的《主权与UFO》一文中，他又以阿甘本哲学为基础，通过超自然现象来反思主权这一现代国家的本质属性。如果说，他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以较为温和的方式重新讨论了物质与意识、国家之本质等主流理论业已“解决”的本体论问题，那么此后，他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就愈发激进，“量子心灵”不过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不难发现，21世纪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和“量子心灵”，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的变迁脉络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是复刻了后者对传统理论的诊脉和突破。然而，哲学和自然科学当初的革命性变化，更多地来自于对现实的直面，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和“量子心灵”，则更多地体现为对概念和理念的借鉴，未免有邯郸学步之嫌。这背后所显现的，大约便是整个理论史的困境所在——国际关系学科几乎从未有过原生性的理论内核。从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到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于自然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始终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形成理论的突破。既然缺乏内在的理论驱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史就只能是其他学科的镜像或投射，难以形成自己的学科意识和主体脉络。
力求确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核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为了打破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美学转向”和“量子心灵”都不约而同地淡化甚至消解了自身的国际关系学科属性。“美学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迈耶·夏皮罗公开宣称要“忘掉国际关系学”；温特的著作则以《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为题，而非《量子心灵与国际关系》，也就是说，他并未考虑以国际关系为本体进行理论创新，而是默认需要首先构建社会科学的新范式，再将其应用于国际关系。
21世纪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当然并不只有“美学转向”和“量子心灵”，但这两种路径最为典型地代表着对既有理论核心问题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后的突围和无奈。如果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衰成败都不过是其他学科发展的摹本，那么在别的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我们似乎就只能放下“大理论”的念想，以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为业，或是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穿行于既有的“理论岛”之间。另外，近年来“全球国际关系学”风头正劲，尤其是中国学者在理论创造上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么，非西方传统能否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从而促发“大理论”的飞跃，有待进一步考察。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否摆脱长久以来的描摹挪用，确立自己的理论内核，甚至反哺其他学科，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