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主张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当前的核心议题，提出了发展优先的解题思路，是对中国发展主张的高度概括，也是近年来中国广泛开展发展合作的经验总结。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经济加速衰退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识，将国际社会从冲突和集团对抗的阴影下拉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全球发展框架趋向重构

　　长期以来，全球发展框架受到美西方模式和话语的支配。基于欧美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该框架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以欧美发展道路为依循，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要操作工具。

　　这种发展框架具有内在的等级秩序和强烈的干预和改造情结，体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的优越感，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霸权。从发展知识供给、发展方案规划到发展项目实施评估，整个过程渗透着西式的特权和傲慢。欧美经验和发展道路被“神化”，非西方世界则被丑化为落后的、动荡的“他者”，成了被改造的“异域”。干预方与被干预方表现出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构成一种家长制的关系框架。美西方及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提供援助和发展方案时，通常以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改革为前提条件。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这种外在干预甚至伴以军事侵略、政权颠覆等极端方式，发展援助成了赤裸裸的“发展入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不均衡、渗透着强权和霸权的全球发展框架逐渐难以维系，在规范和实践层面出现明显脱节。欧美在自身道路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化理论、善治理论等，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和现实条件完全脱节，发展内在的可持续性受到致命破坏。援助实践中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援助无效”“援助死亡”等质疑声越来越多，国际发展领域呼唤一种更加均衡、有效的发展框架。

　　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多目光转向内部，充分发掘本土资源和本土知识，探寻发展的内生进程。这就导致多种不同的发展规范逐渐从“外围”成长起来，它们开始构建超越欧美单一发展范式、体现发展中国家多元实践经验和自主性的新框架。与此同时，接受国的主体性也在凸显，发展知识的传授、发展援助的开展都更加注重合作方的自主性选择和本土化调适，双方形成一种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

　　推动全球发展的中国实践

　　在全球发展框架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因其经济总量和对全球经济的超强影响力，特别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治和社会高度稳定，成为全球发展格局中最受关注的角色和动力。中国在减贫、农业种植、产业化与工业发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需求和特色的发展道路。以减贫为例，中国建立了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大力推行“造血”为主的开发式扶贫和动态管理的精准扶贫方略，有效保证了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使命。尽管全球发展倡议提出时间较短，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全球发展领域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作出了巨大努力。产业园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援外医疗队、“光明行”活动、“鲁班工坊”、非盟会议中心等，这些对外发展合作的品牌，既体现了中国的重要贡献，也凝聚着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

　　为推动对外发展合作议程，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及区域一体化建设；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发展银行；设置各类开发性基金，包括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共同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搭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多个发展知识研究和交流平台。

　　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渐构建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验实践为依托的全球发展框架。该框架以全球发展倡议和《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为规范支撑，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以及联合国、金砖会议、二十国集团等为主要合作平台，以国内开发机构和银行、多边开发银行和基金等为资金支持，以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和专业智库等为智力支撑，以减贫、农业工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点合作领域，操作性和适应性越来越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拓展全球发展知识体系

　　基于本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框架意在突破现行国际发展的欧洲殖民范式，建立基于新兴经济体自身发展经验的发展学。这一发展框架以促进亚非拉地区低收入国家的发展为合作重心，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发展观。

　　第一，中国的全球发展框架聚焦共同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始终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全球发展倡议同样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主张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落后、冲突问题，还是全球范围内增长动能不足及发展失衡问题，根本的解决路径都在于发展。共同发展首先要求聚焦发展，将主要资源投入发展领域；其次要求发展的普惠共赢，不能以邻为壑或者搞“小圈子”；再次要向落后和低收入国家倾斜，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第二，中国的全球发展框架强调有序推进、重点突破，倡导发展的可持续性。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挑战，全球发展框架提出了多个重点合作领域，包括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发展筹资等。同时，该框架提供了操作性较强的发展思路，即重点推进工业化、互联互通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工业化和互联互通是落后经济体自主发展和经济起飞的关键，数字经济则为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路径。

　　第三，中国的全球发展框架关注民生、人的生存和发展权。与美欧单纯强调人的政治权利不同，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框架更重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权利比虚幻的政治权利更具有基础性和重要性。中国倡导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重点关注南北鸿沟，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无论面对减贫、粮食安全等现实问题，还是规划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民生都被视为全球发展合作的着力点。

　　第四，中国的全球发展框架主张开放包容、互鉴共赢。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合作反对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致力于与各国发展战略和各地区发展规划对接，不将其他发展倡议视为竞争对手，而是促进发展进程之间的协同增效。此外，全球发展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利益融合共生的同时，努力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双向紧密互动中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第五，中国的全球发展框架强调有效治理。有效治理包括两个层面，即国内治理的有效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经济长达40多年的高速增长，秘诀之一就是高效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对市场的引导与矫正，这对发展中世界的诸多“脆弱国家”尤其具有启发价值。在全球治理层面，当前全球治理效能不足和萎缩已经严重影响到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等危机的应对。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和反全球化思潮，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全球发展倡议对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完善，在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提供了参考路径。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