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主义或地区主义研究在欧美学界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太平洋岛国的区域主义也在被关注之列。近年来，区域主义研究在国内渐热。在此氛围下，太平洋岛国的地区合作自然成为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成果的接续问世增加了学界对这个长期以来处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边缘、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末端的地区的认知。近期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陈晓晨撰写的《新时期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全球背景下的考察》一书就是力证。
目前，系统性和全面性似乎已经成为评价研究成果的通用语言，有时甚至被视为一种创新的路径或创新点。但坦率地说，对于诸多研究成果而言，所谓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系统性和全面性在很多时候已经沦为“拿来主义”的代名词，即把已有的研究“条块”拼装在一起，最多也只是扮演了一个“搬运工”的角色。但该书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给读者留下了耳目一新的印象。该书不仅对与地区主义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而且把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合作进程清晰地划分为4个阶段，即殖民时期（1947—1971年）、本土化时期（1971—1991年）、后冷战时期（1991—2009年左右）以及2009年以来的全球治理深化时期；不仅历数了这一地区旧的合作机构的改革或改造，如对《太平洋计划》的审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等，而且对新地区机制的创建泼以重墨，如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瑙鲁协定》缔约国的机制化、首席贸易顾问办公室；不仅描绘了多层次机制下次地区合作状貌，而且重点剖析了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议程——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这种研究框架或研究思路将该地区合作的历史与现实、机制与举措、过程与前景、经验与教训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此外，该书的研究除了具备系统性和全面性，对于以下重要议题的关注和剖析亦有亮点。
首先，充分界定南太平洋地区。地区合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地区范围的划分或界定，对欧洲地区、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南亚地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在地理划分上几无争议。南太平洋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不仅岛屿众多、布局分散，而且海洋专属经济区多，岛屿政治属性较为多样。现在常见于学术界或政界的概念就有南太平洋地区、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太平洋岛屿（或岛国）地区等，给这一地区的划分或界定带来很多难以确定的因素。作者对此有充分的认知，并且采用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方法。“广义的南太平洋地区用来指称目前太平洋共同体中除了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个原宗主国外的22个岛屿政治实体所构成的自然与社会空间和构建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太平洋岛屿’具有相同的外延。狭义的南太平洋地区的外延是目前太平洋岛国论坛中拥有主权的14个岛国。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太平洋岛国具有相同的外延。”即便如此，作者还给自己的定义留了一点余地，“在现实中，南太平洋地区的概念存在复杂性，包括延展性、多重性和可塑性，其边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把南太平洋地区放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加以综合界定”。
其次，深入剖析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的演进及其原因。二战后，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呈现不断发展态势，且本土化、岛国化、议题化征象日益显著。那么，不被看好的岛国为何在地区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进展？在作者看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值得关注。一是岛国独立和自主意识的增强。这从南太平洋岛国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工作机制和工作效率的不满、对《太平洋计划》诸多条款的微词就可略知。二是全球性问题治理新范式的出现。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与发展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与全球海洋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三大重点议题，这些议题尤其是后两个与太平洋岛国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全球治理在机制上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小集团化、民主化和网络化，这三大趋势有利于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获取一定的话语空间，从而提升其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博弈能力。三是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域外大国的介入扩大了太平洋岛国的国际选择空间，使得太平洋岛国可以“借力”，特别是以一个（或一组）大国为筹码与另一个（或一组）大国进行博弈，提升了太平洋岛国在本地区事务中的自主选择权。
最后，全面梳理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实现路径。一是改革机制。这突出地体现在以《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取代《太平洋计划》，相较于后者，前者注重政治协商、强调包容性以及转变决策范式。二是创立新制。旧制的改革不可能解决地区合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创立新制是一种必然。新地区合作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澳新和域外大国排除在外，这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的一个根本追求。新地区机制的建立与运作是为了从根本上应对太平洋岛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当然作者也承认，新的地区机制并未取代原有的地区组织网络，因为从根本上颠覆原有地区秩序是不现实的。三是掌控议题设置权。以“蓝色太平洋”倡议作为地区认同的“新叙事”，重点关注气候变化、渔业、可持续发展，这是太平洋地区主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四是对次区域主义保持开放态度。由于存在次区域的认同以及对太平洋岛国论坛机制的不满，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些次区域合作集团或合作机制。对于这些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作者明确表示，次地区机制之间、次地区机制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整体之间并不一定相互割裂，而是互相嵌套、互相促进。这种辩证分析是切中肯綮的。
从全球背景下考察新时期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是一项很有抱负的研究，正因如此，该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在结语部分，作者谈到本土视角、比较视角、全球视角和中国视角是未来拓展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几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在阐释中国视角时，作者提及共建“一带一路”对于中太关系的重要意义，但对于这种多边主义路径与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关系，作者没有予以很好的阐释。其实，这是研究新时期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一些国家存在所谓的“后院”意识以及追求霸权利益而给地区合作带来消极影响不同的是，中国的外交原则、外交理念和外交传统决定了中太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惠合作，这种合作模式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行稳致远的重要助力。另外，作者在书中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视为一些岛国或岛屿领地的宗主国，这一说法似有不妥。因为宗主国通常是置于殖民语境下来理解的，离开这一语境就无法理解宗主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如独立之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澳大利亚的托管殖民地，自治之前的库克群岛、纽埃都曾是新西兰的属地，这是事实；但另一个史实不应忘记，即它们在被托管或成为属地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地，后来英国迫于各种原因把这种身份“转让了”。追根溯源，这一地区的英联邦国家或自治领或属地的宗主国无疑是英国，而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