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对外合作交流更加广泛，人员交流更加密集，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广度进一步拓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程加快。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格局加速变化，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面临巨大挑战。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重大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入了解世界格局变化和各国家、地区国情民意，动态把握局势变化和最新动向，做到提前谋划预判，知己知彼，精准施策，成为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的沿革与现状

　　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设立国际政治系，培养国际关系人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多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致力于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此后，各高校也陆续成立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贸易、对外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对外交流更加广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稳步推进，国际“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为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2年，教育部在全国布点设立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在全国布点建设300多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区域国别研究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近年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机构建设和服务需求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国家和外交工作大局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广度和精度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以下差距。

　　顶层设计有待完善。我国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多是自发的自由探索型，多数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挂靠或依托语言专业、国际关系专业，缺乏专职研究队伍和专业研究人才。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和要求，造成研究与需求“两张皮”的现象普遍存在。

　　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当前，多数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都停留在资料性、普及性的研究工作，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研究呈现零散化、碎片化特点，临时性、应急性研究任务多，系统性、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少。多数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关注对象国和地区的语言文学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等问题关注较少，缺乏对对象国长期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和跟踪，难以做到知己知彼，精准施策。

　　研究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当前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仍以论文、著作、项目、奖项等为主要评价指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美、中俄、中欧以及东亚、东南亚研究成为学术界主流和焦点，相关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这些热点地区和领域。而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研究范围偏窄，在项目申请、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等环节均属于冷门、偏门，项目难拿、成果难发，导致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大国和热点地区，中小国家研究越来越萎缩，“冷热不均”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缺乏。目前，我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力量为国际关系学科和外语学科教师，研究工作基于现有学科体系开展。由于区域国别问题属于复杂问题，研究人员既要熟悉对象国语言、文化，又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训练。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除主要语种外，极少能掌握非通用语言。这部分学者主要靠第二手资料开展研究，难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和发展态势，政策建议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而掌握非通用语种的语言教师更为关注语言、文化领域研究，缺乏更多专业知识和素养，难以支撑区域国别研究工作。

　　统筹规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

　　当前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挑战和机遇并存，不论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的开放发展大局，还是应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都意义重大。我们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也要注意点面结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区域与国别研究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受外部因素影响大，必须坚持党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领导，加强研究方向的政治把握，统筹好内部与外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对照中央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案，制定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机构的建设方案及管理办法，明确建设标准和规范，确保研究工作精准、有序、快速发展。根据国家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和重点领域，按轻重缓急分类规划、分期推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综合性高校、外语院校布局一批高端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开展持续研究。

　　建立区域国别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区域国别研究属于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跟踪和积累，对区域国别研究尤其是基础薄弱的非通用语种国家研究建立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吸引和鼓励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区域国别研究。构建定位清晰、层次合理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重点培育符合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基础雄厚、成效突出的研究基地（中心）。出台专门政策措施支持区域国别研究，在资源分配、招生指标和学科评估中向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倾斜。支持区域国别研究资源中心建设，分区域、国别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宗教等领域数据积累和动态维护，为区域国别研究奠定基础。

　　大力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加大对复合型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国家人才培养力度，从长远着手构建“本硕博”一体化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通过联合培养等举措培养一批既熟悉语言文化、又具备专业素养的复合型区域国别研究专门人才。启动非通用语种教师提升计划，对现有非通用语种教师进行学历提升、专业培养，改善师资结构。建立双向交流机制，资助教师、学生赴对象国访学、交流，吸引对象国科研人员来华学习交流，培养知华友华人士。

　　改革评价机制，破解成果产出和认定难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范围窄、规模小，且多数成果不宜公开发表，在现行的学术、学科评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需在国家级人才工程方面适当向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倾斜。适当提高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评估中的认可度，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基金中设立专项扶持项目。畅通成果报送、反馈和认定机制，改革单纯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引入决策部门对成果进行认定。探索研究成果购买机制，以决策服务质量为评价标准，加强决策咨询的后续成效跟踪和奖惩，对服务决策效果好、质量高的基地（中心）、团队和研究人员给予表彰奖励。将决策咨询成果按学术论文、专著等同对待并应用于职称评审、硕博导遴选过程，形成“决策部门用得上，研究人员有收获”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