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国家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皮尔明·费斯勒（Pirmin Fessler）和经济分析部货币组负责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rz）近日在纽约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INET）官网刊文称，多数人的收入再次被用来挽救少数人的财富。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副作用之一便是一般纳税人不得不用自己和孩子的钱来保住诸多金融资产。鉴于金融资产分配程度不均，这一纾困工作实则是对富人的资金援助。

　　仅仅10年后，实体经济再次受创，历史悲剧也再次上演：当前，没有一项计划在设想如何增加公共财富或降低私有财富的集中程度。

　　讨论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使GDP下降5%、10%或20%并未抓住核心问题并欺骗公众：这次疫情中的问题是，大多数人的财富值下降了，而少数人的财富反而上升了。很多人都未能对这一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即以GDP数值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成功则意味着认同一欧元或一美元的收入也一样重要，不管这笔收入是否对他人的生存或过上体面生活有所帮助，还是只为一个数字后有很多零的银行账户带来了微小变化。过去几十年里，GDP比重上升得益于资本收入，而高度集中的私有财富也在上涨，其涨幅远远大于GDP，目前已经达到GDP的5—6倍。

　　欧洲央行此前发布了第三轮家庭金融及消费调查（HFCS），该调查是分析欧洲大陆财富不均的主要来源。但是，欧洲央行传递的有关财富不均变化的信息竟十分隐晦：“后50%人群的分配不均现象有所改善，前50%人群的分配不均现象有所增加。总体来说，净财富分配略有压缩。”我们并不清楚欧洲央行这番说法，是基于何种分配不均的判断标准或何种分析形式而得出的。

　　作者指出，财富的不同功能对理解财富分配至关重要。房产是中产阶级家庭资产的主要来源，但这仅是解释分配不均这一问题的理由之一，远远不能解释整体财富不均的原因。帕累托分布等数据模型也未能改变这一事实，即我们并不知道谁是富人，也不了解这些富人的富裕程度。单单呈现财富所占比重并未做出应有的规范性解释。

　　在财富不均的数据分析中清晰展现权力关系与生产关系，能够提供更具相关性的分析，也使得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而这也让我们能进一步理解，应对当前危机的政策如何对不同家庭带来不同影响。从家庭财富调查中获取的财富拥有者的社会经济信息，可以让我们重现社会阶层分布。这要优于通常用来估算最高份额的管理性数据。一般而言，租客、房主和资本家这三种阶层便足以描述社会结构的特点；而收入与财富在不同阶层之中以不同方式相互关联。

　　据2017年欧元区家庭金融及消费调查、2014—2016年英国财富及资产调查和2016年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阶层差异在财富收入比重中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国家差异。同一阶层内的财富收入比重要比同一国家内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收入比重更相近。因此，在寻找导致财富不均的理由时，应把目光从不同国家间的对比投向阶层间的对比。此外，财富收入占比也让我们了解到在社会阶层内部遗产继承的重要性，这些遗产继承便是稳固一代又一代阶层身份和阶层位置的参考标志。

　　对财富进行衡量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财富分配以及社会中有关财富的其他问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区分财富的不同功能变得更为重要。

　　如根据基尼系数判断财富分配不均，人们会理解生活质量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并会继续从国家比较的角度看待差异。如果按照阶级而非百分数来衡量财富，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 分化明显。谈及私有财富，不可能得出一个财富不均的合理原因，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我们”这个概念。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计划中所提出的“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承诺，似乎能为解决各种需求提供答案。但是，这种方法掩盖了巨大的财富分配的影响。

　　该文认为，病毒并未让我们每个人变得平等，危机引发的“副作用”才应成为危机应对政策制定的主要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