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图是与文字文献并行的图像文献，分散于《艺文志》中没有单独成类与明晰可辨的分类标准。1156年，宋代史学家郑樵的《通志·图谱略》开始对古地图进行分类，所用的分类标准影响明清，因革于后。今天探索古地图分类标准演替，有利于解决以往的不足，明确未来的标准与路径。
实学：古地图分类传统
实学是宋代以来中国古地图的分类标准，从始至终以经世致用为目的。
分书成图，以图明书。《通志·图谱略》是对天下之书及所记载学术的分类，分为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16类，每类既未列图名，又未列图像。分类标准，有书无图，不可用之。在《记无》散佚系统的图像下，以相同的标准分为天文、地理、易、诗、礼、乐、春秋、论语、小学、医学等26类，位于地理类下的古地图，有图名而无图像。1201年，宋代著作佐郎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是对《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要旨及传注的分类，分为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8类，分类标准供帝王经世之用，位于地志下，古地图既具图名，又备图像，有的还辅以文字说明。
书图相埒，图先于书。元代未见以实学为分类标准的图像，直至1609年，明代史学家王圻及其子王思义的《三才图会》以与六经相同的用途为标准，分图像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14类。正因为图像获得了与传统典籍相同的经世地位，地理类下古地图的数量才开始迅速增加，并有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分为天下、省区、边防、黄河、长江、沿海、漕运、山川名胜、四夷各国、历史等图。为了强调图之产生先于书，体例上明确规定先图后说。
书图分离，图绘大地。1761年清代领侍卫内大臣阿里衮的《萝图荟萃》与1795年东阁大学士王杰的《萝图荟萃续编》均以乾隆帝丰功伟绩为标准，分内务府舆图房所藏图像为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名胜、瑞应、效贡、盐务、寺庙、山陵等10余类。为了突显乾隆帝的文治武功，剔除了以前与此无关的图像，增添了巡幸、武功两类。虽然这避免不了与以行政区划为主舆地类下的道路、军事地图重复的情况，但从此脱离了以书为参照的分类系统，转向以图绘大地为主的轨道，以后清代古地图图目多袭于此。
宋代以来，古地图分类先后经历了分书成图、书图相映、书图分离三个阶段。前两者的分类标准强调图对于书的用途价值，自然无法完全摆脱受书之分类的影响，所分地图以地理类统属，地理类下的图类也不十分彻底。后者盛赞帝王丰功伟绩的分类标准，注定难以从图像本身分类考虑，因此造成了各类之间图性的分类重复。
图性：古地图分类转型
图性，地图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地图不同的根本属性，是民国时期至今学者进行地图编目、地图集编撰常用的分类标准。
弃画存图，地图确立。1932年，中国地理学史家王庸重分清之内阁舆图为类图与区域图两大类。前者分为河流、沿海、驿程道里3类，后者分为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等15类，武功图附后。由于清代图像分类将图、画合编，收藏、检查均不便，因而改分类标准为图性。新编图目遂摒弃瑞应、效贡等画类图像，从此开创了以地图为中心整理图目的时代。随后，王庸又以图性为标准，对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地图进行3次编目，仍分类图与区域图两大类。
类图为主，种图为辅。王庸以图性为标准，所分区域图是以行政区划为主的类图，类图是各种种图的合称，两者都未具体到每幅图的图性，因此，今天学者继之向前推进。1997年，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图性为标准，提出在同一地区的种图下设置普通地图（即区域图）、专题地图（即类图）的编撰体例。2004年，历史地理学家李孝聪在所编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古地图图目河流类下设置了33幅黄河图，推进了种图编目的发展。这种种图的数量有限，还可以进一步分类。
民国时期以来以图为中心、图性为标准的分类与清代并无本质不同。区域图源自舆地，仍以行政区划为主，兼包城市等图。类图继承之前分类格局，种类多少视所藏数量而定，因而免不了与区域图之属分类重复。究其原因，以图性为标准的分类，是基于图之相像的大致判断，而不是细致分析。对于图目、图集编纂者而言，类图是最理想的选择。为保证在有限时间内达成目的，编纂者即使选择种图分类也多浅尝辄止，导致对图之本身研究难以深入。
困境：古地图分类探索
面对以图性为标准分类出现的问题，学界主要从功能、范围、内容等多个角度探索解决路径。
功能多样，不易归类。功能是地图各要素在内部联系和外部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这决定图之功能可能体现于内部，也可能体现于外部，从而具有多样性。美国学者约瑟夫·E. 施瓦茨贝格（Joseph E. Schwartzberg）参照人类经验范围的大小，分东亚、东南亚地图的功能为主要及实际、形而上的两个方面。前者分资源、寻路、情报等9类，绝大多数都有2个以上实际、形而上的功能。功能多样性为分类后的归类带来困难，比如1793年， 清代地理学家陈伦炯的《沿海全图》既有防御海寇设施的镇所，又有避免商贾进入港口触碰的沙礁。该图除可划分至寻路下的商业，还可归属到情报下的战略设施。这割裂了图之功能，无论归属哪一类，都带来了使用的不便。
范围有限，一概而论。范围表示地图空间的界线，常用方法是在图之四周绘出与周边接界的地点及至中心城镇的距离。有的长卷图还以图面某个地物为界线，如“淡水门后为江南”。淡水门为清初江南、福建两省界线，这些表示界线的要素只是图面内容很小的一部分。以这些有限的要素进行分类，容易对地图的性质不加区别，并掩盖地图所表现的真实内容。今天学界以范围为标准，分黄河古地图为全图、区段图，以致很难再进一步分为工程、河势、灾害等不同的类型。
内容丰富，难分主次。内容指构成地图内在各要素的总和，包括主要内容与次要内容。图形是人之视觉下呈现的图之形态，由图的范围及范围内的要素构成，因而图形是内容表现的形式。今天学界更多基于局部内容、图形相似的分析，说明对图内容认知的差别以及以内容、图形作为分类标准的局限，如学界对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所藏《雪儿登中国地图》图名命名的差异：《明中叶福建航海图》《东西洋航海图》《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明末彩绘东西洋航海图》。
对古地图分类标准进行多角度的探讨，标志着古地图已从传统地图编目、图集编撰转向研究层面。尽管这些标准推动了中国古地图，乃至世界古地图研究的发展，但都存在一定不足。究其原因，这些标准是地图成图后的呈现，而非决定地图制作流程的关键因素。
主题：古地图分类圭臬
主题，即绘制思想，始终贯穿着地图信息采集、考订、校阅、绘制的流程，从而决定图面各要素的图绘、排列、组合，以及范围的界线、内容的详略、功能的协作，图性因此更明晰。
1820年，清代地理学家严如煜的《苗疆全图》，从信息采集到校阅改定了百余次，以更符合经略苗疆的主题。这要求绘制者熟悉苗疆空间分布，并绘出地理范围：东至沅江，南至辰江，西至松洮江，北至北河与酉水交汇。为了达到经略苗疆的目的，就要在此范围内实行区域协作。永遂、凤凰、乾州、永顺、保靖等地，营汛、堡屯、塘卡密布，“重苗防也”。泸溪、麻阳、沅陵之东与麻阳之南，道路纵横交错，“谨邻守也”。铜仁、松州、秀山之西，塘卡零星点缀，“规划有必及也”。与此相应，苗防之地绘制详细，邻守之地、规划之区绘制简略。毫无疑问，这是一幅清代经略苗疆的军事图。
主题还是决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一起的地图是否成为图系的关键因素。图系是相同主题的系列图，今天学者将明清绘制的海防图，根据起于广东、止于辽东鸭绿江相同的海疆范围，以及海上陆下图式等内容，推断其大都属于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系统。而研究证明，这些海防图可以分为初刻、筹海、全海、章潢四个不同图系，分别贯穿着海洋、沿海与内地多层次防御，远洋出击与近洋协同，远洋作战，以及恢复明初卫所制的不同主题。
因而可知，主题是古地图分类的关键标准。以此为准，避免了功能多样、难以归属的不确定性，范围一概而论、不加区分的局限性，内容主次不明、详略不分的片面性。
既然如此，探讨古地图主题应用的理论方法就尤为重要。地图从信息采集开始，主持绘制者就有了为谁绘制的信息输出过程。阅图者从阅图开始，便有了获取信息的接受过程。由于彼此认知水平的差异，就会通过修改图面内容以达到信息交互并有效利用地图的目的。因此，可以借此明确以主题为分类标准的分析路径。
首先，主持绘图者的思想。中国古地图的造送制度，决定地图制作流程由主持绘制的官员掌控。绘制完成的地图，直接体现了其地方治理思想，清代大臣奏折附图多是如此。其次，阅图者的思想。国家出于管理需要，有时会根据已获取的地图信息，下令主持绘制者再次绘出所需的新地图，在此过程中，治理的方针政策自然地融入地图。1886年清廷下令各省重新测绘各级行政区划图，就是十分典型的图例。其实，无论是主持绘制者，还是国家指令所绘地图，相互之间都有互动，彼此治理思想也蕴含其中。清前期河督、巡抚所绘黄河大工地图上呈之后，便根据治理方案优劣的谕令而对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改。
梳理古地图分类标准的演变，应打破以古地图附属文字文献为中心的传统，树立以古地图为中心的研究理念，全面审视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明确古地图新的分类标准，便于探寻古地图蕴含的思想文化，分析绵延不绝的动力因素，多维度建构古地图解读的话语体系。利用古地图新的分类标准，益于将分散的古地图重新整合，全方位构建井然有序、交相辉映的大地画卷。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珍稀黄河古地图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