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是印度裔美国学者、作家和记者，专攻国际关系、全球政治经济学、南方国家历史与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现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以深刻的政治分析和对“全球南方”问题的关注而受到赞誉。近日，本报记者就“全球南方”相关问题采访了普拉萨德。在采访中，他深入解析了“全球南方”如何作为地理象征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议的象征。普拉萨德回溯历史，剖析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形成共同议程中的努力，强调了“全球南方”在21世纪初的崛起；并进一步指出，“全球南方”的“新情势”为国际格局注入新活力，呼吁从个体到全球层面的积极参与，提出超越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主张，共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在谈到他所撰写的《贫穷国度：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可能》一书时，普拉萨德表示，他期望读者通过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三部曲”理解并积极参与对历史发展的探讨，深刻思考全球挑战。

　　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新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全球南方”一词不仅涉及地理空间，更象征着一系列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议。您能否更详细地探讨这一概念及其重要性？

　　普拉萨德：在脱离殖民统治早期的年代，那些刚刚解放的国家制定了一项共同议程，该议程在1955年的《万隆宣言》和随后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中得以体现。这即是著名的第三世界项目（the Third World Project）。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老牌殖民国家（即如今的西方集团）的合力打压以及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第三世界项目的政治信心和清晰度逐渐减弱。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的政府开始屈从于西方。在此时期，新的议程即新自由主义导致社会陷入深刻的紧缩，引发了一系列自发的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全球南方”出现了一种“新情势”，不仅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议，还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体制和美国全球事务管理的抵制态度。始于2003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秩序的变迁，凸显出美国既非理智的全球事务管理者亦非可信赖的全球经济锚定点。如今，“全球南方”一词不仅代表“全球南方”的民众，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代表其政府，而先前，一些政府曾代表“全球北方”的“华盛顿共识”。现今这些政府无论其政治取向如何，在较大或较小程度上均普遍认识到新自由主义议程和帝国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系列局限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全球南方”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该概念在塑造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中扮演何种角色，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普拉萨德：伊拉克战争及国际金融危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转变。这些国家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工业由“全球北方”转移到“全球南方”以利用其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科学和技术知识得到了蓬勃发展，新的科技知识伴随着工业转移传播至“全球南方”；来自“全球北方”的资本将这些产业托付给了分包商，这些分包商如今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创造者；由于全球工业的蓬勃发展，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为“全球南方”的金属、矿产和能源出口带来了丰厚的收益。金砖国家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有利因素的产物，他们和其他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在其中受益匪浅。金砖国家和其他“全球南方”推动力的崛起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在外部融资方面进行选择的机会（无论是来自私营部门还是国家部门），从而制衡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国际机构的影响力。金砖机制催生的机构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逐渐开始制定独立的规划和政策框架。例如，中国助力非洲大陆推动工业化进程。值得强调的是，“全球南方”为曾被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北方”国家通过七国集团、“北约+”集团等所主导的国际格局注入了新活力。

　　共同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个体到全球层面，人们如何为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这一愿景作出贡献？

　　普拉萨德：“全球南方”的“新情势”已然成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这已是当今时代的客观事实。尽管“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对这些变化的敏感度较高，但各个国家都普遍认识到了正在发生的这些变革。对于“全球南方”的众多社会运动和政治团体而言，他们逐渐意识到，将有更大空间来提出超越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主张。在关于工业化的新讨论中，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题可能包括社会报酬和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权利。在世界发生巨变的时刻，各个领域都有必要积极提出关于更美好生活的主张，不能与这个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计划中，如何记录并阐述第三世界或者“全球南方”的历史？

　　普拉萨德：2001年，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关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前殖民世界的长篇历史作品。研究的第一部分追溯了第三世界项目的形成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失意，该部分成果于2007年以《暗黑国度：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一书的形式问世。紧接着，我投身于研究的第二部分，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委员会召开的多次会议。当时，他们的主要导向是为推动工业化而努力并促进较大的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这项研究探讨了从南方委员会到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历程，成果即是2013年出版的《贫穷国度：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可能》。我目前正致力于完成该研究的第三部分，将始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和国际金融危机（2007年），然后聚焦于南方的“新情势”。相关作品《光明国度》预计将于2025年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先生提到，您的专著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局势的复杂事件。您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挑战的“新情势”？

　　普拉萨德：带领联合国度过艰难时期的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贫穷国度》的前言中对这本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这本书展现了有关新兴冲突的直接的历史轨迹，这一冲突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曾受到压制。我真切希望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能亲睹这一时刻、这种“新情势”，并看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倡的纳赛尔主义并未逝去，而是以不同形式继续前行。

　　推进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社会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三部曲”，您最想告诉读者的内容是什么？

　　普拉萨德：我希望读者在阅读完整个“三部曲”后，能够领悟到这些作品追踪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国家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我为这些作品的总体方向感到自豪，因为它们反映了我所领导的研究机构——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工作。我希望读者能够关注我们的研究成果并参与思考和讨论，特别是我们的新研究报告《超帝国主义：一个危险而放纵的新阶段》。该研究就我们当前时代的动态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面对“全球南方”的崛起，由美国领导的北方集团作出了回应。“超帝国主义”指的是依赖武力，坚持要求服从。我的“三部曲”以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超帝国主义》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等国家选择利用乌克兰局势和台湾问题挑起冲突，而不是以“全球南方”崛起作为合作的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各国的读者，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您的“三部曲”和“新情势”？

　　普拉萨德：前不久，我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位政治家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我们对“新情势”进行了探讨。我发现这次对话非常有启发性。这位政治家并非左翼，但他来自“全球南方”，对有关“全球南方”的这些变化及这种“新情势”有所了解。在我们的交谈中，我分享了我在“三部曲”中所主张的基本轮廓，基于此，我们探讨了民主、正义以及终结不平等的必要性。我相信发展民主并终结不平等（消除饥饿、文盲、无家可归等现象）的这一征程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社会进程。我希望这能够引起共鸣并吸引更多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