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书之不尽:另辟蹊径的图书易学
2023年06月20日 14: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20日第2675期 作者:陈岘

  北宋时,经儒家士大夫与学者的不断努力,儒学终得复兴,再次成为学术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周易》作为儒家“群经之首”,自然受到广泛关注。以周敦颐、邵雍、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学者除对《周易》经传加以新注之外,还进行了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即绘制出以《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为代表的诸多《周易》图像。

  相比于抽象的《周易》符号和晦涩难懂的卦爻辞,这种“以图解《易》”的方法无疑更为直观清楚。因此,以河洛、先天、太极之学为核心内容的图书易学,也在创立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宋、元、明三代易学中的“显学”。

  褪去神秘色彩的《河图》与《洛书》 

  《河图》《洛书》作为中国历史中的古老传说,一直以来都身披浓重的神秘色彩。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河图》《洛书》的出现频率很高,《尚书》《论语》《易传》《礼记》中都能见到。在这些记载中,《河图》《洛书》要么被解释为伏羲创作《周易》的灵感来源,要么被附会为上天赐予的祥瑞或宝物。如孔子就曾经在晚年慨叹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河图》这种祥瑞降临,那么孔子没有成为圣王的可能了。汉代之后,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河图》《洛书》身上附着的这种神秘色彩也愈演愈烈。东汉时,甚至已经发展出了神龟背刻《河图》从黄河走出、龙马背负《洛书》从洛水降临的传说。这种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在汉唐时期却颇为流行。

  然而,细究这些先秦两汉古籍中的记载,不难发现它们虽然都把《河图》《洛书》讲得神乎其神,但却没有哪本书讲清《河图》《洛书》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以至于到唐代,虽然大家都对《河图》《洛书》津津乐道,但《河图》《洛书》却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学理意义。

  这一情形在北宋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儒学的复兴,儒家士大夫非常关注对于《周易》之道的理解,胡瑗、程颐、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大学者都留下了阐释《周易》的著作。另一方面,宋代之前的易学存在两种主流范式,一种是专注于取象配物的象数易学,一种是重在阐发《周易》卦爻辞与《易传》之理的义理易学。许多宋代学者对这两种固有模式也开始感到不满,于是他们便以《河图》《洛书》作为突破口,创造性地赋予了《河图》《洛书》以实质性内容,从而开创了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学者所绘制的《河图》《洛书》,以抽象的黑白点线为基本符号,以自然数的数理变化以及其与方位的关系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河图》《洛书》便不再是仅具神秘色彩的上古传说,而是具有了数理意涵的理论图示。

  其中,我们如今能见到的五十五点《河图》,便是根据《系辞》中所记载的“天地之数”理论,将一至十十个自然数分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五个数组,并依次分居北、南、东、西、中五方。这一数理变化系统,也被赋予了《周易》卦爻体系创作原理的理论意义。而四十五点《洛书》则是以一至九这九个数分居四正、四维与中央,用以阐释“九宫”变化之数理。

  可以说,《河图》《洛书》之所以能在易学领域具备无可取代的理论与学术价值,便始于宋代学者在褪去其神秘色彩之后,创作出的这种图像形态。

  朱熹对图书易学发展的巨大影响 

  依据《宋史》的记载,黑白点图示《河图》《洛书》的创作可以追溯到五代末期的陈抟。然而这种记载也只是一种源自北宋时期的传说,并没有实际证据。从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黑白点图示《河图》《洛书》最早出现在北宋刘牧编纂的《易数钩隐图》中。

  然而,刘牧版本的《河图》《洛书》虽然已经采用黑白点线为图示符号,并以“天地之数”和“九宫”为主要内容,但在他的“河洛”系统中,却是以四十五点图为《河图》,五十五点图为《洛书》,与今本《河图》《洛书》刚好相反。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完全颠倒的差别呢? 

  其原因在于,在刘牧创造了黑白点图示《河图》《洛书》后,这一“河洛”图像体系虽有一定传承和发展,但引起的反响却非常有限。直到南宋大学者朱熹编订《周易本义》时,将这两幅《河图》《洛书》收入其中,其学术影响才逐渐扩散。只是,朱熹在收录刘牧版《河图》《洛书》时,却对调了二者的内容。在朱熹看来,五十五点图所揭示的“天地之数”,源自于《易传》中的《系辞》,其与《周易》卦爻系统在学理上是密不可分的,应当承担《河图》的理论意义,被定位为伏羲创作卦爻的理论源泉。相比之下,四十五点图所展现的“九宫”之理,则与《尚书·洪范》中所记载的大禹治国理政的“九畴”之法更为契合,故而应当承担《洛书》的历史定位和理论职责。正是由于朱子这种对调《河图》《洛书》的处理,才奠定了“河洛”的理论意义,让其哲学价值得到了飞跃性提升。

  除对调《河图》《洛书》外,朱熹还在先天图和《太极图》的图像流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先天图共由四幅图像构成,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八卦、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方位。事实上,早在《易传》的《说卦》篇中,已经记载有明确的八卦次序与方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离、坎、震、兑四卦分居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既是一种权威的方位坐标,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与春、夏、秋、冬或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等理论系统相配合,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变化的现实意义。这种古老的八卦方位理论不仅为历代儒家学者所熟悉,更作为一种空间坐标理论,传播到了北凉、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作为重要元素出现在了石塔、唐卡等建筑艺术作品中,成为了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到了宋代之后,邵雍等学者不再满足于这种流传已久的八卦理论,开始尝试着另辟蹊径,探寻八卦符号体系变化中的其他可能。朱熹在邵雍发明的“加一倍法”等数理学说的基础上,发明了“逐爻渐生法”,并以黑白点、块为形式,绘制出了《先天八卦次序图》;又以“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为坐标,绘制出了更合于儒家伦理的《先天八卦方位图》。为了与“先天八卦”加以区分,宋代学者又把《说卦》中的八卦次序和方位称为“后天八卦”。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顶着“先天”之名,但无论是《先天八卦次序图》还是《先天八卦方位图》,都产生于宋代,是远远晚于后天八卦的。在《周易本义》中,朱熹并未贪功,将先天图的作者让给了邵雍,但如果没有朱熹的理论改造与图像创作,如今的先天图系统是无法构建完成的。

  除此之外,朱熹对《太极图》的理论阐发也作出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朱熹阐释的《太极图》,并不是为现代人所熟悉的产生于明代的阴阳鱼《太极图》,而是濂溪先生周敦颐所绘制的《太极图》。不过,虽然后者问世于北宋初年,产生年代较早,但初期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且莫衷一是。如果没有朱熹亲自下笔写作《太极图说解》,在本体意义上阐释周敦颐所提出的“无极而太极”观念,并将《太极图》与《周易》之间做出了截然二分的结构性处理,《太极图》就不可能产生在宋、元、明、清四代的历史影响,周敦颐亦难以拥有“北宋五子”之首的学术地位。

  由此可见,朱熹在河洛、先天、太极图学的定型与阐释中,都拥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堪称图书易学图像与理论体系构建、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功臣。

  “象数”“义理”“图书”三分方案 

  自朱熹确立了《河图》《洛书》、先天诸图以及《太极图》的图像形态与诠释方向后,图书易学便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元、明两朝蔚为大观。虽然这一模式在清代初年受到了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学者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图书易学已经成为了《周易》经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肇兴于宋代的图书易学,究竟应该在易学史中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这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易学史宗派区分,便是《四库全书总目》所提出的“两派六宗”说,也就是将易学分为象数、义理两派,象数派又细分为占卜、禨祥、造化三宗,义理派则分为老庄、儒理、史事三宗。依据《四库提要》的这种区分方式,图书易学因为与陈抟、邵雍的纠葛,只能被划分到象数派之造化宗。可事实上,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之所以能在易学史上成为流行数百年之“显学”,并不只是因为托陈抟、邵雍之名而在象数乃至民间术数领域产生的影响,更是在经由朱子改造之后,对《周易》创作源流、卦爻系统之数理基础、易学概念与易学哲学阐释等重要问题上做出的创新性发展。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图书易学虽然在义理上创造颇丰,也确实在形态上创造性地绘制出了河洛、先天、太极等各类《周易》图像,这些易图在历史上产生的变化形态多达数千种。因此,图书易学又与程颐、张载等人以儒家义理阐释《周易》经传的义理派儒理宗易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由此可见,《四库提要》的“两派六宗”分类法,无法对图书易学给出合理安置。

  《周易》之诠释历来以方法众多、模式各异著称。因此,对易学流派之区分,也必须注意到其复杂性。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孟喜、京房、郑玄等汉代学者在象数易学领域的贡献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王弼、程颐等学者“以理解《易》”之法,也是《周易》能一直维系“群经之首”地位的关键。但除此之外,在刘牧、邵雍、朱熹等人的不断努力下,图书易学无论是在“以图解《易》”的方法层面,还是“融合数理”的义理阐释层面,均彻底突破了既有的象数、义理两派之局限。无论从解《易》模式还是历史影响上来看,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易学史之天下,才是一个更为合理的修正方案。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至清图书易学研究”负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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