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经儒家士大夫与学者的不断努力，儒学终得复兴，再次成为学术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周易》作为儒家“群经之首”，自然受到广泛关注。以周敦颐、邵雍、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学者除对《周易》经传加以新注之外，还进行了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即绘制出以《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为代表的诸多《周易》图像。
相比于抽象的《周易》符号和晦涩难懂的卦爻辞，这种“以图解《易》”的方法无疑更为直观清楚。因此，以河洛、先天、太极之学为核心内容的图书易学，也在创立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宋、元、明三代易学中的“显学”。
褪去神秘色彩的《河图》与《洛书》
《河图》《洛书》作为中国历史中的古老传说，一直以来都身披浓重的神秘色彩。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河图》《洛书》的出现频率很高，《尚书》《论语》《易传》《礼记》中都能见到。在这些记载中，《河图》《洛书》要么被解释为伏羲创作《周易》的灵感来源，要么被附会为上天赐予的祥瑞或宝物。如孔子就曾经在晚年慨叹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河图》这种祥瑞降临，那么孔子没有成为圣王的可能了。汉代之后，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河图》《洛书》身上附着的这种神秘色彩也愈演愈烈。东汉时，甚至已经发展出了神龟背刻《河图》从黄河走出、龙马背负《洛书》从洛水降临的传说。这种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在汉唐时期却颇为流行。
然而，细究这些先秦两汉古籍中的记载，不难发现它们虽然都把《河图》《洛书》讲得神乎其神，但却没有哪本书讲清《河图》《洛书》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以至于到唐代，虽然大家都对《河图》《洛书》津津乐道，但《河图》《洛书》却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学理意义。
这一情形在北宋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儒学的复兴，儒家士大夫非常关注对于《周易》之道的理解，胡瑗、程颐、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大学者都留下了阐释《周易》的著作。另一方面，宋代之前的易学存在两种主流范式，一种是专注于取象配物的象数易学，一种是重在阐发《周易》卦爻辞与《易传》之理的义理易学。许多宋代学者对这两种固有模式也开始感到不满，于是他们便以《河图》《洛书》作为突破口，创造性地赋予了《河图》《洛书》以实质性内容，从而开创了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学者所绘制的《河图》《洛书》，以抽象的黑白点线为基本符号，以自然数的数理变化以及其与方位的关系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河图》《洛书》便不再是仅具神秘色彩的上古传说，而是具有了数理意涵的理论图示。
其中，我们如今能见到的五十五点《河图》，便是根据《系辞》中所记载的“天地之数”理论，将一至十十个自然数分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五个数组，并依次分居北、南、东、西、中五方。这一数理变化系统，也被赋予了《周易》卦爻体系创作原理的理论意义。而四十五点《洛书》则是以一至九这九个数分居四正、四维与中央，用以阐释“九宫”变化之数理。
可以说，《河图》《洛书》之所以能在易学领域具备无可取代的理论与学术价值，便始于宋代学者在褪去其神秘色彩之后，创作出的这种图像形态。
朱熹对图书易学发展的巨大影响
依据《宋史》的记载，黑白点图示《河图》《洛书》的创作可以追溯到五代末期的陈抟。然而这种记载也只是一种源自北宋时期的传说，并没有实际证据。从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黑白点图示《河图》《洛书》最早出现在北宋刘牧编纂的《易数钩隐图》中。
然而，刘牧版本的《河图》《洛书》虽然已经采用黑白点线为图示符号，并以“天地之数”和“九宫”为主要内容，但在他的“河洛”系统中，却是以四十五点图为《河图》，五十五点图为《洛书》，与今本《河图》《洛书》刚好相反。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完全颠倒的差别呢？
其原因在于，在刘牧创造了黑白点图示《河图》《洛书》后，这一“河洛”图像体系虽有一定传承和发展，但引起的反响却非常有限。直到南宋大学者朱熹编订《周易本义》时，将这两幅《河图》《洛书》收入其中，其学术影响才逐渐扩散。只是，朱熹在收录刘牧版《河图》《洛书》时，却对调了二者的内容。在朱熹看来，五十五点图所揭示的“天地之数”，源自于《易传》中的《系辞》，其与《周易》卦爻系统在学理上是密不可分的，应当承担《河图》的理论意义，被定位为伏羲创作卦爻的理论源泉。相比之下，四十五点图所展现的“九宫”之理，则与《尚书·洪范》中所记载的大禹治国理政的“九畴”之法更为契合，故而应当承担《洛书》的历史定位和理论职责。正是由于朱子这种对调《河图》《洛书》的处理，才奠定了“河洛”的理论意义，让其哲学价值得到了飞跃性提升。
除对调《河图》《洛书》外，朱熹还在先天图和《太极图》的图像流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先天图共由四幅图像构成，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八卦、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方位。事实上，早在《易传》的《说卦》篇中，已经记载有明确的八卦次序与方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离、坎、震、兑四卦分居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既是一种权威的方位坐标，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与春、夏、秋、冬或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等理论系统相配合，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变化的现实意义。这种古老的八卦方位理论不仅为历代儒家学者所熟悉，更作为一种空间坐标理论，传播到了北凉、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作为重要元素出现在了石塔、唐卡等建筑艺术作品中，成为了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到了宋代之后，邵雍等学者不再满足于这种流传已久的八卦理论，开始尝试着另辟蹊径，探寻八卦符号体系变化中的其他可能。朱熹在邵雍发明的“加一倍法”等数理学说的基础上，发明了“逐爻渐生法”，并以黑白点、块为形式，绘制出了《先天八卦次序图》；又以“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为坐标，绘制出了更合于儒家伦理的《先天八卦方位图》。为了与“先天八卦”加以区分，宋代学者又把《说卦》中的八卦次序和方位称为“后天八卦”。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顶着“先天”之名，但无论是《先天八卦次序图》还是《先天八卦方位图》，都产生于宋代，是远远晚于后天八卦的。在《周易本义》中，朱熹并未贪功，将先天图的作者让给了邵雍，但如果没有朱熹的理论改造与图像创作，如今的先天图系统是无法构建完成的。
除此之外，朱熹对《太极图》的理论阐发也作出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朱熹阐释的《太极图》，并不是为现代人所熟悉的产生于明代的阴阳鱼《太极图》，而是濂溪先生周敦颐所绘制的《太极图》。不过，虽然后者问世于北宋初年，产生年代较早，但初期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且莫衷一是。如果没有朱熹亲自下笔写作《太极图说解》，在本体意义上阐释周敦颐所提出的“无极而太极”观念，并将《太极图》与《周易》之间做出了截然二分的结构性处理，《太极图》就不可能产生在宋、元、明、清四代的历史影响，周敦颐亦难以拥有“北宋五子”之首的学术地位。
由此可见，朱熹在河洛、先天、太极图学的定型与阐释中，都拥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堪称图书易学图像与理论体系构建、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功臣。
“象数”“义理”“图书”三分方案
自朱熹确立了《河图》《洛书》、先天诸图以及《太极图》的图像形态与诠释方向后，图书易学便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元、明两朝蔚为大观。虽然这一模式在清代初年受到了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学者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图书易学已经成为了《周易》经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肇兴于宋代的图书易学，究竟应该在易学史中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这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易学史宗派区分，便是《四库全书总目》所提出的“两派六宗”说，也就是将易学分为象数、义理两派，象数派又细分为占卜、禨祥、造化三宗，义理派则分为老庄、儒理、史事三宗。依据《四库提要》的这种区分方式，图书易学因为与陈抟、邵雍的纠葛，只能被划分到象数派之造化宗。可事实上，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之所以能在易学史上成为流行数百年之“显学”，并不只是因为托陈抟、邵雍之名而在象数乃至民间术数领域产生的影响，更是在经由朱子改造之后，对《周易》创作源流、卦爻系统之数理基础、易学概念与易学哲学阐释等重要问题上做出的创新性发展。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图书易学虽然在义理上创造颇丰，也确实在形态上创造性地绘制出了河洛、先天、太极等各类《周易》图像，这些易图在历史上产生的变化形态多达数千种。因此，图书易学又与程颐、张载等人以儒家义理阐释《周易》经传的义理派儒理宗易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由此可见，《四库提要》的“两派六宗”分类法，无法对图书易学给出合理安置。
《周易》之诠释历来以方法众多、模式各异著称。因此，对易学流派之区分，也必须注意到其复杂性。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孟喜、京房、郑玄等汉代学者在象数易学领域的贡献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王弼、程颐等学者“以理解《易》”之法，也是《周易》能一直维系“群经之首”地位的关键。但除此之外，在刘牧、邵雍、朱熹等人的不断努力下，图书易学无论是在“以图解《易》”的方法层面，还是“融合数理”的义理阐释层面，均彻底突破了既有的象数、义理两派之局限。无论从解《易》模式还是历史影响上来看，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易学史之天下，才是一个更为合理的修正方案。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至清图书易学研究”负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