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按其属性可分为雅俗两大类。郑振铎提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黄冬柏认为：“‘雅文学’是指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以‘温柔敦厚’为创作规范、以诗词和散文为主要体裁的文学作品；而‘俗文学’则指在平民百姓之间流行的，以小说、戏曲以及说唱文艺为常见体式的文学作品。”自古至今，尽管有关中国古代雅俗文学的论述颇为丰富，但鲜见有结合作品中的同一形象来加以观照。
鹦鹉有白、红、黄、绿等色，美丽聪慧，善学人语，受到大众的普遍喜爱。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作品中都塑造有大量的鹦鹉形象，与出现的其他飞禽走兽形象迥然不同，堪称是中国古代雅俗文学的观照典型。
从作家文人到平民百姓：鹦鹉形象的创作者
鹦鹉形象的创作者经历了从作家文人到平民百姓的过程。雅文学中的鹦鹉形象主要出现于作家文人创作的辞赋和诗歌等中，创作者的姓名能够确定。辞赋方面，祢衡《鹦鹉赋》是中国古代雅文学中第一篇书写鹦鹉的传世名作。薛芸秀指出：“自祢衡写作《鹦鹉赋》之后，紧接着便出现了一个赋咏鹦鹉的高潮，与他同时代的赋家中就有五位。统计汉末至明清，共有七十余位赋家创作了八十余篇同类赋。”诗歌方面，唐代杜甫、白居易和杜牧，宋代王安石和范仲淹，明代李梦阳和方孝孺，清初曹一士等一大批作家都写有《鹦鹉》。宋代周韶，清代王煐、梁清标和张劭等写有《白鹦鹉》，白居易和梁清标等写有《红鹦鹉》，明代马愉写有《黄鹦鹉诗》，明代张居正写有《黄鹦鹉》和《五色鹦鹉》，明代陈鉴和明末清初的陈瑚写有《绿鹦鹉》等。
俗文学中的鹦鹉形象主要出现于平民百姓创作的说唱词话和宝卷等中，创作者的姓名都没有标明。俗文学中的鹦鹉形象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藏唐代词文《百鸟名——君臣仪仗》，其中的鹦鹉不是主人公。鹦鹉作为主人公形象最早见于明宪宗成化年间说唱词话刊刻本《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1967年出土于上海市嘉定县宣氏妇人墓，由北京永顺堂书坊刻印。宝卷方面，今所见《鹦儿宝卷》最早为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刻本，现存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古月斋藏《鹦儿宝卷》为清代光绪辛巳（1881）常州乐善堂刊本，是大陆所存最早版本。江苏镇江、常州等地保存有清代流传下来的《鹦哥宝卷》，青海河湟地区和宁夏石嘴山市亦存有《鹦哥宝卷》。河西宝卷中有多部作品，《凉州宝卷》《金张掖民间宝卷》和《酒泉宝卷》中名为《鹦鸽宝卷》，《河西宝卷选》和《民乐宝卷》中名为《鹦哥宝卷》，《永昌宝卷》中名为《鹦哥盗桃》，《甘州宝卷》中名为《小莺鸽吊孝宝卷》，《山丹宝卷》中名为《莺鸽盗梨宝卷》。这些说唱词话和宝卷中的主人公无论是莺哥、鹦儿还是鹦哥、鹦鸽、莺鸽其实都是鹦鹉。
从个体情怀到集体意识：鹦鹉形象的意蕴
雅文学中鹦鹉形象的意蕴重在表现作家文人的个体情怀。祢衡《鹦鹉赋》明写鹦鹉，实则抒写个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内心感喟。宋代洪迈评价为：“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表现作家文人个体情怀的辞赋语言一般较为艰深晦涩，甚至带有骈俪化特征。以曹植《鹦鹉赋》为例，其中有：“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永哀鸣其报德，庶终来而不疲。”表现作家文人个体情怀的诗歌语言一般是含蓄典雅的。杜甫《鹦鹉》诗中有：“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李梦阳《鹦鹉》诗中有：“学语疑矜媚，垂头知自伤。”王煐《白鹦鹉》诗中有：“非徒摧羽毛，旋已失魂魄。”它们都寄寓着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怀。这些辞赋和诗歌作品重在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具有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采用的修辞手法有象征、暗喻和双关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观点已经对其语言特征作了高度概括。
俗文学中鹦鹉形象的意蕴重在表现平民百姓的集体意识，很少抒发作者本人的内心感怀。说唱词话和宝卷中的鹦鹉全都以拟人化手法被塑造成了“孝子”形象，蕴含有推崇孝子与中国传统孝道的集体意识。同时，说唱词话和宝卷中的鹦鹉形象蕴含有轻视功名利禄和敢于反抗皇权的集体意识。以《凉州宝卷》中的《鹦鸽宝卷》为例，鹦鸽凭借智慧逃出鸟笼后不但当面拒绝了仁宗皇帝封赏的“鹦鸽丞相”官职，还说道：“世上人哪一个不想做官，我在那仙果山修真养性。享荣华享富贵人人都爱，不想说到后来能躲阎君。阳世上犯王法罪不可轻，叫一声宋王爷细细想清。伴君王如伴虎谁不知道，你要我留朝中万万不能。”这些特征是所有雅文学作品中鹦鹉形象所不具备的。说唱词话和宝卷重在叙事，情节繁富，语气酣畅淋漓，具有刚健清新的审美风格；采用的修辞手法有明喻、夸张等。说唱词话和宝卷中的一些词语带有郑振铎论及俗文学语言特质时所指出的“相当的粗鄙俗气”。
从不变性到“互文性”：鹦鹉形象的文本
塑造鹦鹉形象雅文学作品的单一文本除了个别字词在不同版本之间有不同之外，绝大多数一直固定不变，不同作品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较为弱化。与中国固有的“互文”概念不同，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童庆炳认为：“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是相似的。”祢衡《鹦鹉赋》对古代雅文学作品影响深远，清代仇兆鳌评析杜甫《鹦鹉》一诗时指出：“朱鹤龄曰：此诗似檃括祢衡赋中语。聪明，则‘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也。别离，则‘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雅文学作品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主要是在用典方面。
塑造鹦鹉形象俗文学作品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非常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俗文学中的鹦鹉作为“孝子”形象最早源自佛教早期汉译本典籍《杂宝藏经》中的《鹦鹉子供养父母缘》故事。《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中的凤凰率领众鸟赶来帮助主人公安葬母亲情节与《百鸟名——君臣仪仗》存有“互文性”。说唱词话和宝卷文本在承续《鹦鹉子供养父母缘》中鹦鹉孝亲主旨的基础上，单一文本对其他同一故事文本不断进行吸收和转化。再加上由上述八部河西宝卷演化而来的凉州贤孝《白鹦哥盗桃》《鹦鸽盗桃》和《鹦哥记》，河州贤孝《鹦哥孝娘》和《鹦鸽孝娘》，西宁贤孝《白鹦哥记》《白鹦哥吊孝》和《白鹦哥哭母记》，青海河湟地区回族宴席曲《白鹦哥》等，其作品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就更为明显。
从对立性到交融性：雅俗文学的关系
鹦鹉形象能够形象阐释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它们之间具有对立性。刘勰认为：“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严羽强调：“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无论是刘勰提出的“雅俗异势”还是严羽总结的“除五俗”，他们都倡导雅俗文学的对立性。事实上，在上引辞赋和诗歌作品当中已经得到了印证。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具有交融性。苏轼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莫砺锋认为：“首先提出‘以俗为雅’的是北宋的代表诗人苏轼和黄庭坚。”白居易《红鹦鹉》诗中有：“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张劭《白鹦鹉》诗中有：“新来念得观音号，莫倚聪明又骂人。”这几句诗写得非常浅显通俗，可以印证出雅中有俗。说唱词话和宝卷中的主人公有不少即兴创作的诗歌作品。以《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为例，莺哥先被卖给相公，相公夫人叫梅香端来一盘樱桃，莺哥连吃数个后随即吟诗一首：“夏景无过四月初，处处园林似锦铺。生在树头垂婀娜，摘来盘内胜珊瑚。”这几句诗不但写得较有趣味，押韵也工整，可以印证出俗中有雅。
当然，就塑造鹦鹉形象的中国古代雅俗文学而言，我们还需要结合具体作品去综合判定。如前所述，郑振铎已将小说归入“俗文学”当中，后世也一般认为小说属于“俗文学”范围。但郑振铎又补充说，“笔记小说”等均不包括在“所谓‘俗文学’里的小说”之内。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载有鹦鹉开口帮助县令破获主人被他的妻子及其奸夫合谋害死、埋尸枯井的案件。这段载录塑造的鹦鹉形象很典型，但是《开元天宝遗事》属于“笔记小说”，不能归入俗文学之中。当代学者对郑振铎的这一观点也普遍认同。
总之，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中的鹦鹉形象极为鲜明独特，如果将其所有作品集中串联在一起，它们完全可以分别构建起一个在中国古代雅俗文学当中极其富有特色的母题。尤其是俗文学中的鹦鹉形象，不但与雅文学中的鹦鹉形象相互观照，还具有宣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与功能。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甘青新地区‘贤孝’文本搜集、整理和研究”负责人、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