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史官职掌繁杂多样，但其中的文史之责无疑是最重要的职掌之一，而记言、记事等书写活动又是文史职掌的重中之重。在这种书写活动中，史官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逐渐开启了从被动记言、记事到主动描述历史的转变，不仅完成了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
执聿记言，补以始末。王言若神，史官实录，制成诰命诏策，以布四方。史官以极为精简扼要的文辞记录君王言语，并根据使用场合、使用目的的不同，有时会补以叙事始末，形成完整的文字记录，以不同的文体，体现君王意志，使之成为治国之宝。现存文献中，《尚书》是最早的记言体史书，《逸周书》与《尚书》体例接近。西周史官的记言书写形态主要是在如实记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其一，加上时间、地点、人物和事由，并用固定搭配词汇“王曰”“若曰”等点明言语主人身份。如《大盂鼎》铭文：“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尚书·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逸周书·文传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召天子发曰。”《大开武》：“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皇门解》：“维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闳门会群门。曰。”在这些“王曰”“若曰”的前面，往往是时、地、事的扼要介绍，而在其后面，则是对君王的诰命诏策的实录，言语庄重严肃、内容常与治国大要相关，是史书的主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若曰”一词，具敬顺之义，有代神灵训话之意，体现了文辞的重要性和不可置疑性。这是史官在记录具有史鉴意义的口头语辞过程中最简单的补充，但却是将口头语辞转化成为史书的关键一步。而时、地、事等书写要素的齐备，为君王讲话呈现出更为完整的面貌，逐渐由单纯记言演变出言事合一的趋势，直接影响春秋后期形成的《国语》的书写。其二，添加情景描述，突出文体性质。如《尚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诞告万方”的简单四字，交代了“诰”的原因以及“诰”的文体性质。更详尽的如《逸周书·大匡解》，补充记录周王发言的背景、目的，涉及许多细节，是一篇完整规范的文辞记录，也是史官书写活动文献化的典型范例。这些详细的场景描述和因由介绍的记录，使史官的书写活动变得更为生动、丰满。其三，记言与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描述浑然一体，记言与记事结合。如《尚书·召诰》先写成王的活动以及召公相宅的具体过程，再写周公祭祀和命令开工，又写召公委托周公上书的话语，告诫成王应当敬德保民，保天命长久。文章在记述召公的言语之前，详尽地描述了相宅和祭祀以及动工的情况，使召公的发言顺承而下，言事一体，不可分割。《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克商之后欲传位周公及营建雒邑之事。其中有武王与周公的对话，有前因后果的补叙，更有如“叔旦泣涕于常，悲不对能”之类的细节描述。又如《尝麦解》，其记录的是周王初饬岁典的发言，对发言之前“祈祷于宗庙，尝麦于太祖”的细节记述，具有很强的仪式感，与周王殷勤告诫的发言紧密联系。周王发言之后，尚有“众臣受大正书”“太史策刑书，箴大正”，“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为岁典”等详尽复杂的典礼环节的记述。在这里，典礼仪式的记述与对周王的记言融为一体，具有独立的价值，已开言事兼记体史书之先河。
品酌事例，理贯其中。西周史官单独记事的书写活动主要出现在《逸周书》中。如果说，君王口含天宪，言出法立，史官记录君言，使之成为维护王朝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当时制度建设的必要，那么，记事则是对意义重大的历史节点的载录和再现，虽然目的同样是为了监察君王、垂宪后世，在客观上却具有了描述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相对于记言，史官在记事的书写活动中因为目的定位、角度选择、材料剪裁等有更大的自由，所以能更集中地体现史官主体意识。《逸周书·程寤》记载太姒吉梦，昭示天意，为周的即将兴起并取代殷商得天下的合法性作出解释。《克殷解》为史佚所记的武王克殷灭商的过程及安抚善后的措施。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认为《克殷》是史臣直书其事，而这种看似直书背后的仪式顺序和细节描述实则反映了史官解释天命归周的深意。武王克殷之后凯旋西归，史官作《世俘解》，记录胜利成果和祭祀盛况，具有“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意义。《作雒解》记录武庚作乱始末、周公平叛并营建雒邑之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详细地记载了雒邑的规模形制，“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大凑”。“天下大凑”凸显了营建成周的政治意图及武王、周公的政治目光。唐大沛云：“文笔简古而周密，非周初良史不能为，疑亦出于史逸之手。”《王会解》记载的是王城既成时周成王合诸侯、四夷于明堂的成周之会，文中详尽地描述了这次盛会的主要参与者及相关礼仪。《周书序》云：“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职来献，欲垂法厥后，作《王会》。”
镕裁文辞，斟酌浓淡。西周史官书写活动在不断地发展、演变。语言风格、辞采修饰、时间序列等几经变化，体现了西周史官在记言、记事中个性色彩的增加及其对“言而有文”的追求，反映了西周史官主体意识的觉醒。
首先，从《尚书》到《逸周书》，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从古奥简朴到畅达活泼的变化过程。《尚书》多是官方的诰命诏策和君臣之间的谈话记录，因而显得庄重典雅，且所记言语年代比较早，给人一种艰涩的感觉，正如韩愈《进学解》所说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甚至，有一些篇章的语意不十分连贯，即兴意味明显。《逸周书》年代较之《尚书》稍晚，“上翼六经，下笼诸子，宏深质古”，语言风格同样庄重典雅，但已经是具有自然流畅、逻辑清晰的特征。如产生年代较早、描述商周政权交替的《克殷解》，即使是其中载录的尹逸所读的策书，虽然属于先秦礼法文书，但语言同样不失晓畅。这种自然流畅、逻辑清晰的笔法是史官整理、润色的结果，说明史官的主体意识和阐释意愿正在不断加强。
其次，从《尚书》到《逸周书》，同样为记言书写活动，但语气词和感叹词出现了一个由多到少的变化过程。《尚书》中语气词和感叹词大量反复出现，说明了当时史官记言实录的原则。《逸周书》一些类似《尚书》的议论对话的篇章中，语气词和感叹词仍然出现较多，但较之《尚书》，其频率已经大大降低。从二者语气词和感叹词分布情况来看，其主要出现在议论性的对话中，而在一些布告性、阐释性的篇章中出现的概率偏少。语气词和感叹词都是用在句中或句末表达语气、增加感情的虚词，它的变化，反映西周史官记言从逐字实录到不断润色加工的发展过程。
再次，在记事中展示西周史官“简而有法”的书写原则。其一，注重时间序列。时间序列记事可以保持结构上的一致性，谨严有序，有利于将历史事件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对应，客观而直接地呈现历史因果律。这种将事件放置在时间框架中进行记录的体例，为后来的编年体史书的产生创造了基础。其二，注重文法，维护礼法。《程寤》记梦，看似简单，其实正是昭示天意，为周的不臣作辩护。《克殷解》虽似直书，但史官在对武王灭商过程中的材料剪裁中，可以看出其详写仪式和程序而略写战争过程。《作雒解》同样是略写斗争过程而注重仪式，甚至浓彩重笔用在雒邑的规模形制上。《王会解》更是注重描述成周之会的礼仪盛况。这种文法正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春秋笔法”的肇始，目的在于确立、维护礼法。
要之，西周史官的文史职守看似只是文字记录的书写活动，但监察君王、立法垂宪、维持礼制才是其职守的核心，而这又需要史官在执行职守中发挥主体意识。因此，史官们通过文字将这些个性化的情景描述、过程描述、因由探讨以文学的表现手法补充进来，形成历时性的完整记言体史书；在记事中，史官对具有垂法后世的历史性时刻进行选择和裁剪，一方面是记言书写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则是初开后世记事史书滥觞。西周史官正是在书写活动中，开启了主体意识觉醒的历程，张扬了理性精神。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史官书写活动与早期文体生成研究”负责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