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进程之中，打捞现代文学的“失踪者”，整理不为人知的新文学作家“佚作”，弥补“全集不全”之弊端，追求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向度，持续取得实绩。在悄悄来临的大数据时代，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藏机构（企业）陆续对书籍、报刊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化处理，建成数据库资源向公众开放，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查阅海量民国报刊提供了方便。
众声喧哗中的“非文学期刊”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抗战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也越来越广阔，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主流文学期刊与文学副刊，而是不断向周边拓展。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的抗战文学研究领域，学界同行不但将越来越多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影响有限的文学报刊纳入考察范围，而且注重收集作家手迹，爬梳机构与个人的档案文件，进而将目光投向形形色色不以文学为志业为宗旨为诉求的其他政治报刊、经济报刊、教育报刊、新闻报刊、军事报刊和学术期刊，在其中发掘抗战文学新史料，讨论抗战文学新问题。
对于这些文学期刊之外的其他刊物，特别是刊发有部分文学作品的刊物，不同学者有不同称谓，称“综合性期刊”者有之，称“综合性文学期刊”者有之，称“文化期刊”者有之，称“边缘报刊”者有之，称“准文学期刊”者有之，称“非文学期刊”者有之，可谓众声喧哗。历史地看，“非文学期刊”之主张源远流长，诸多学者都有过关于将期刊二分为“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之表达，乃学术史上重要一脉。现实地看，把那些不以“文学”为目的，主要刊载“非文学”内容，在主体方面不具有“文学”属性的期刊归入“非文学期刊”，不仅符合刊物实际，边界明晰，内涵清楚，而且有利于凸显此类刊物的地位，有利于文学史的还原，也有利于学术史的突围。
非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杂文学形态
日本侵略者对现代中国社会与现代作家生活的粗暴介入左右着作家的文学视野，打乱报刊的出版周期，导致文学内容、文学精神、文学风格、文学气象、文学影响等的变化，形成战时特殊的文学生态，表现出不同的文学形态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抗战文学的“杂文学”形态。
当抗日救亡、抗战建国成为时代主题与社会诉求，文学的精神食粮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其精神动员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就响亮地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老舍在同题阐释文章中更是直言“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变得非常频繁，在自身大众化的过程中，文学以多种形式深度介入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各类期刊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是不少文学期刊难以为继，被迫关门歇业。另一方面是众多非文学期刊不时辟出版面刊发文学作品，甚至长期设置文学栏目。也就是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在全面抗战的时代，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的“专业”界限与壁垒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打破。文学的纯粹化历程与纯粹性追求似乎自然而然地解体，非文学期刊不会因为自己的“专业”而拒绝文学作品，反而会暂时放下自己的“专业”来刊发文学作品。作家也不会因为非文学期刊的“不专业”而拒绝向他们供给稿件，而是因地制宜地予以支持，创作一些不够“纯文学”的作品。
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之文学版面表现的社会生活异常复杂。因为战争的影响，即使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纪念、祝寿、祭祀、考察、演讲等日常生活，也在内容、方式、质量、规模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抹上了战时色彩。那些和平年代没有的生活内容，比如募捐、献金、流亡、逃难、鸡毛信、防空洞、躲警报、过封锁线、慰问伤兵、国际援助、战时精神动员等，更是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触动着作家的灵魂。毫无疑问，战时复杂的社会生活，影响着文学的活动，改写着文学的内容，也改变着文学的形态。文学作者们写日记，忆行踪，广场上公开演讲，朋友间诗词唱和，私底下鸿雁传书，创作各体文学作品，投向各类报刊，留下很多日记、游记、书信、演讲记录、纪念文章，甚至旧诗词、寿言、祭文、悼词、挽联等，有着不同的语言形式、不同的文体样式、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情感内容，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文学”范畴，形成抗战文学的杂文学形态。
非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辑佚研究
盘点21世纪以来的抗战文学辑佚成果，可知刊发在非文学期刊之中的佚文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甚至有超过文学期刊成为辑佚研究主战场的势头。这有历史原因与现实依据，那就是抗战时期作家在离乱中的特殊生态与报刊在战火中的艰难处境。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作家往往一路迁徙一路创作，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随写随刊，无暇记载，而且样报样刊都未必能够收到，甚至是否刊出都无法确定，即使收到样刊，也大多不能长期携带，遗失损毁严重。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报刊常常一边内迁一边出版，迁徙到哪里就出版到哪里，常常刊期不定，这期不知下期的出版命运，甚至就此夭折，难以为继，结束短暂的寿命。毫无疑问，在战时条件下，作家作品散佚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和平年代。
在我们看来，作家在创作与投稿之际，不会预知此篇是否会成为“佚作”，也不会有“佚作”与“非佚作”的区分，而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佚作”之“佚”，是在期刊传播与作品集整理过程中形成的。正是抗战文学的特殊生态，使得非文学期刊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使得众多非文学期刊上刊发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而此前作家全集（文集）整理者囿于观念与视野的局限，没能发现或编入这些作品，使得它们长期散佚，铸就了非文学期刊在抗战文学佚作辑校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有望在当下和将来成为抗战文学辑佚的主战场。
我们团队近年也新发现了大批散佚多年的抗战时期重要作家作品。不管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戏剧，都在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中有丰富的呈现，往往迄今不为学界所知。而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非文学期刊可以借助网络与数据库来到广大研究者的书斋案头，对抗战文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回到非文学期刊，才能正视其在抗战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理清众多优秀作品首发于非文学期刊的历史，还原非文学期刊与文学期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共同形成抗战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场域与生态的文学史现场。其次，回到非文学期刊，才能有效拓展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进一步彰显抗战文学与抗战救亡、抗战建国的紧密联系，展示她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抗战大业的过程与实绩，完成抗战文学观念的创新与突围。最后，回到非文学期刊，才能把握抗战时期作家佚作发掘的特点与趋向，看到更加清晰、实在而有新史料支撑的抗战文学形态特征，从而在对杂文学形态的重新勾勒与具体阐释之中，打开抗战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进而言之，抗战文学研究之外，对于整个“拥挤”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非文学期刊”是有待开采的富矿，期待更多的研究者一道披沙拣金，“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作家佚作与版本研究”负责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