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8日至19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此次峰会聚焦抗击饥饿与贫困、可持续发展及全球治理机构改革等议题。然而，在“全球南方”国家接连三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的背景下，如何确保这些讨论能够突破传统治理机制的限制，转化为真正的政策成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报记者邀请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巴方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Luis Antonio Paulino）、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社会科学与政治高级研究院副教授拉凯尔·帕特里西奥（Raquel de Caria Patrício）三位专家，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一场深刻且引人入胜的讨论。他们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出发，剖析“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崛起，探讨如何通过创新议程、合作机制和改革诉求，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里约峰会体现巴西重点关切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G20峰会议程重点关注三个核心优先事项：社会包容和抗击饥饿贫困，可持续发展、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以及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巴西在这些领域带来了哪些独特的视角？这些优先事项与巴西在全球舞台上的更广泛目标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
保利诺：关于社会包容问题，巴西的首要关注点是抗击饥饿。在今年G20峰会的首轮会议期间，巴西宣布启动了“抗击饥饿和贫困全球联盟”。这个联盟向所有有意加入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放，旨在整合资源和知识，通过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技术来消除饥饿和贫困。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我们希望以此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联盟。
周志伟：确实，这个议题体现了巴西政府的核心关切。尤其是在卢拉总统前两个任期中，他成功地将民生政策作为施政亮点，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个治理示范。社会包容议题，既是巴西“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体现，也旨在提升其在“全球南方”中的代表性。
帕特里西奥：不仅如此，在过去一年中，巴西致力于将G20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转变为一个包含社会参与和倾听社会广泛声音的平台。巴西借鉴了其他的类似经验，并在更大规模上推动社会参与进程。为应对全球超过7亿人面临的饥饿问题，除了“抗击饥饿和贫困全球联盟”，还推出了“社会G20”，以将G20转变为一个倾听民间社会声音的平台。这两大行动是巴西担任G20轮值主席国的核心轴线。
周志伟：在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方面，巴西既拥有全球最清洁的能源结构，也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保护上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鉴于此，推动该议题的讨论，巴西可充分挖掘本国及拉美地区在能源、资源上的优势，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保护问题上争夺主动权，并引导G20峰会重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可持续发展困境，提供更充足的可持续发展融资。
保利诺：是的，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设定的优先事项中，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是核心之一。巴西总统卢拉表示，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及相关领域的有效问责，例如中央银行和公共开发银行的参与，以确保气候倡议能够公平地推行。
周志伟：推动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也是巴西国际战略的一贯目标，它积极回应了“全球南方”对全球治理决策机制的改革诉求。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国家，巴西将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作为本次G20峰会的优先议题，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尤其巴西强调国际多边机制普遍面临的“效率赤字”问题，这也更能够促成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共识的达成。
帕特里西奥：巴西为G20峰会设定的三大优先事项，反映了巴西在全球舞台上的更广泛目标。一方面，巴西与其他国家就社会项目和公共政策进行经验交流，这些项目和政策致力于消除饥饿并保障受粮食安全问题影响最严重人群获得社会援助。另一方面，巴西在全球环境议题上持续发挥领导作用。
保利诺：无论是抗击饥饿、可持续发展，还是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这些努力不仅为巴西增添国际影响力，也为G20注入更多的包容性和行动力。
“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得到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近三年来一系列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轮值主席国，包括未来的南非任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什么信息？您认为G20正在成为一个更加包容的平台吗？
周志伟：G20峰会连续三年均由“全球南方”国家担任轮值主席国，这本身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分量的提升，也说明了“全球南方”国家也具有引导G20峰会议程的能力。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G20理应重视占绝大多数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关切给予更优先重视。
保利诺：完全同意。自成立以来，G20峰会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际合作问题的主要对话和协调平台。G20的产生是因为G7在应对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无力，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及近几年的新冠疫情中。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周志伟：确实，很多全球性安全和发展挑战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直接相关，要实现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和治理经验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在这方面，最近三届轮值主席国在经济社会治理中都具有独特经验，它们携手引导G20峰会议程，能够弥补G20峰会以往对“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饥饿、贫困、气候融资难等问题的忽视。因此，“全球南方”国家连续三年牵头主持G20峰会议程，这反映出G20朝着包容性迈出了第一步，但“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和改革诉求能否被真正接受采纳，这才是G20是否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关键所在。
帕特里西奥：没错，这种包容性需要建立在全球权力格局的转变之上。其实，“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以及西方国家话语权减弱的趋势已经显而易见。尤其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G20汇集了全球19个最大经济体、欧盟以及最近加入的非洲联盟，其成员国占全球GDP的90%、世界贸易的80%以及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这种经济体量和代表性使G20在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保利诺：是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逐年上升，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持续增加，发展中国家不会再接受旧有的模式。G20峰会代表着这样一个权力空间，发展中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共同探讨问题，从新的视角应对全球性挑战。过去由西方国家单独决定如何应对全球问题并仅仅告知其他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帕特里西奥：这一点我也认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G20峰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新兴国家的声音必须被倾听。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全球治理机构和机制变得尤为重要，以增强其代表性、合法性和功能性。其中，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尤为紧迫，这不仅是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为了促进可持续、公平和包容的发展。通过推动这一议程，“全球南方”国家在G20峰会轮值期间，使其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平台。
全球治理需“全球南方”齐心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南方”国家在G20峰会中的影响力增加如何影响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这在全球决策结构中可能会带来哪些变化？
周志伟：我认为，关键在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能否达成广泛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当务之急需要强化“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建设，总体来看，现阶段的“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建设存在碎片化特征，合作更多体现在区域层面，缺乏促进各地区“全球南方”国家有效联动的机制和平台。与此同时，“全球南方”需要多引擎驱动，“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增强政治互信，共同发展为“全球南方”发声，携手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达成共识，争取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形成“全球南方”方案。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来看，真正的动力是来自“全球南方”这个群体，真正的阻力在于西方国家的权力惯性，因此，只有当“全球南方”实现更有效的联动，更广泛的政治共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推动。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取决于“全球南方”共同使命的凝聚。
保利诺：确实，作为一个合法的平台，G20峰会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议题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尤其是在讨论全球性问题时，G20峰会的决策机制让西方国家不能像在其他论坛中那样单方面推行自己的方案。现在西方国家不能再仅凭自己的利益作决定，并把这些决定强加给其他国家。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G20中影响力的增强，西方国家也必须更加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意见。
帕特里西奥：“全球南方”国家在G20中影响力的增长，是“全球南方”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相对权力下降的结果。这种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全球南方”国家对在国际体系中发出更强有力声音和获得更大代表权的多样化诉求上。这种诉求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参与方式，它们通过参与全球决策机制，逐步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金砖国家等在全球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人口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保利诺：这也再次强调了G20的重要性，尽管面临着内部的复杂性和差异，它依然是各国进行对话和协调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联合起来，推动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让世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贸易问题等全球性挑战。
帕特里西奥：没错，不过，在“全球南方”内部，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仍然为数不多。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尽管西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相对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新兴大国仍未能形成一致的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相比，G20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上拥有哪些独特优势？
保利诺：我认为，G20与联合国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它没有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由于成员国数量较少，G20更容易达成共识性解决方案。虽然G20并不与联合国对立，但它在西方国家与重要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的能力，可以为联合国近200个成员国之间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奠定基础。
周志伟：确实是这样。不过我想补充一点，G20的小范围成员结构，虽然代表性强、政策影响力大，但也带来了复杂性。G20内部有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包括南北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局面使得G20内部，即使是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也越来越难达成共识，而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文件则更是难上加难，这可以说是G20面临的“效率赤字”。
帕特里西奥：G20的独特结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与联合国不同，G20是一个非正式组织，没有创立条约或固定总部，而是通过每年由轮值主席国主导的峰会运作。这种灵活性赋予成员更大的自由，使其能够打破传统国际组织的诸多限制。
保利诺：正是如此，这种灵活性和较少的成员数量，让G20在某些领域比联合国更能迅速应对问题。
帕特里西奥：没错，此外，G20的成员都是世界上较大的经济体，这使得其决策具有特别显著的全球影响力。相比之下，在联合国这样的传统国际组织中，由众多小国共同参与决策，对全球经济格局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
亟待恢复多边主义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今天，G20应如何恢复国际合作的信心，并向公众展示其价值？
保利诺：恢复多边组织的公信力是G20峰会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过去30年，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多边主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遗憾的是，当前多边主义正遭遇严峻挑战，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帕特里西奥：没错，G20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果G20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它无疑会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信心。然而，如今各国更倾向于通过双边协议来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国际合作趋势中的多边主义危机。G20的非正式性质反而成了它的一个独特优势，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对国际合作的信任。
周志伟：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当前，强化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G20成员应在全球安全和发展的宏观大局中提高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大国之间不能达成基本共识，全球秩序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是G20峰会的主航道，若要实现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首先，各国必须实施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确保全球经济合作环境的开放和包容。这对于G20成员来说尤为重要。其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当与全球经济的权力结构相匹配。如果全球治理方案与现实的权力结构脱节，那它一定是片面的、失效的。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G20应该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改革上，这样才能确保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