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兼职教师克里斯托弗·波拉德（Christopher Pollard）近日在“对话”网发表文章，评述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经济史教授托马斯·皮凯蒂（Christopher Pollard）的新著《自然、文化与不平等》（Nature,Culture,and Inequality）。该书广泛涉及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福利国家的兴起、教育支出、累进税收政策、殖民资产的崩溃、公共债务危机以及气候危机等议题。皮凯蒂在书中展示了自18世纪末，尤其是1914年至1980年间，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平等进程的显著减缓，并表示社会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而是可以通过政治和文化途径得到改变的现象。

　　皮凯蒂在著作中提出，不平等在不同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各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明和宗教等多个层面，显示了人类文化的极大可变性和可塑性。然而，皮凯蒂也警告，若不妥善处理不平等问题，人类将难以有效应对气候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基于其代表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的历史分析与统计数据，皮凯蒂提出，一旦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将趋于集中，进而加剧不平等。

　　根据皮凯蒂的观点，尽管20世纪人类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在1914年至1980年间，法国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财产重新分配，主要是通过中产阶级的财产增长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最富有的10%与接下来40%人口之间的财富差距。然而，皮凯蒂也表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最贫穷的50%人口几乎没有从财产重新分配中获得实质性好处。

　　波拉德认为，皮凯蒂在书中驳斥了“巨大不平等是良好市场经济条件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观点，并认为理解不平等减少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以20世纪的瑞典为例，政治组织、社会斗争和“建立新的制度成果的能力”得到了展现。瑞典曾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极度不平等，拥有精英主义的政治体系，仅最富有的20%的男性有投票权。后来，经过一系列改革，如取消用收入和财产记录来分配投票权，而是用实施累进税这种替代性方案，目的是为教育和医疗保健提供资金。

　　在波拉德看来，皮凯蒂引用瑞典的例子是因为它在多个方面具有启示性。首先，它表明一个国家并非天生不平等或平等，这取决于谁控制政府以及其目的何在。其次，瑞典的社会民主政策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平等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尽管过程并不完美，但福利国家的发展是20世纪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累进税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养老金、住房、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的增加支出。皮凯蒂认为，一个世纪以来公共支出的大约十倍增长是减少不平等、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

　　最后，波拉德解释了皮凯蒂对气候变化的看法。皮凯蒂认为，若不解决不平等问题，人类难以确保地球长期的宜居性。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碳排放远超“全球南方”国家，还因为国家内部碳排放不均，尤其是最富有的10%人群碳足迹巨大。皮凯蒂指出，全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必须发生改变，这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特别是富人和中产阶级。他回顾20世纪，许多国家通过将部分经济活动公共化，扩大了医疗、教育等服务，甚至在交通、住房和能源方面也有所涉及。皮凯蒂提议，这样的转变或许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气候变化、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