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海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在全球经济复苏滞缓、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地缘政治冲突陡然上升的今天，西方经济风光不再，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硬着陆”风险仍存。在此背景下，中国亦面临国际种种不利因素带来的国内经济转型挑战。然而，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强健体魄、壮实筋骨，成为当前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经济显著增长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种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显著，稳健增长态势延续。为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本报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费多罗夫斯基（Alexander Fedorovsky）。费多罗夫斯基表示，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都是自然特征。近年来，尽管面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发达经济体通胀高企等多重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但中国经济依然成功实现了稳中求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这一角色经得起岁月考验，也经得起时代检验。无论何时，中国经济活力足、韧性强、潜力大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
使国民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对此，您如何评价？
费多罗夫斯基：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始终在风雨考验中不断壮大。这种久久为功的磨砺，使得中国在诸多领域取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有目共睹的是，中国成功地使国民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列，同时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广泛赞誉，显著提高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巨变，使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影响全球局势的关键中心之一，也为重塑21世纪的世界格局赋予了新动能。
以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历届领导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本质的深刻把握。这种深邃的洞察力使得中国巧妙地将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并使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同时考虑到中心城市与偏远地区的具体实际和发展差异。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跃迁，不仅体现在数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方面，更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创下的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乃至全球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涉及国际贸易、投资流动、技术迭代革新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规模与性质。
中国经济具备内生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以来，在全球经济步履维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从容应对，并推出了诸多经济刺激与提振举措。然而，一些西方媒体依旧臆造多种“唱衰”中国经济论调，您对此持何种观点？
费多罗夫斯基：尽管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不稳定风险，中国经济自2023年以来依旧展现出回升向好和逐步复苏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经济刺激措施。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恢复和扩大消费、支持民营经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指导意见，这一系列“组合拳”旨在增强市场信心、释放消费者意愿、鼓励民营经济、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
此外，中国也针对金融环境推出了相应措施。例如，对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了灵活调整，并实行了有关基础设施投资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虽然国际形势复杂，但中国的内需和制造业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动力，显示出其经济的韧性。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多措并举的“综合之策”将有助于恢复经济活力。
如今，在一些西方国家媒体中流行着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批评观点。然而，这些看法往往过于片面，也过于悲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波动是正常现象，尤其是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但并不意味着已耗尽潜力。中国经济仍然具备内生增长动力和调整能力，长期来看仍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在如今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许多西方经济体面临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使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方面。
近年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遏制措施，如技术战和贸易壁垒，旨在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这些措施短期内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也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分裂，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这种外部压力也会促使中国加快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并通过进一步增强自主性推动自身经济转型。
经济现代化应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您能否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谈论一下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费多罗夫斯基：应当说，中国经济现代化与工业、交通和农业现代化密不可分。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对于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坚持。在今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全会也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正是这一基本国策，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利用大量外部投资资源，吸引现代外国技术，并实现外国与中国管理技术富有成效的相互交流，这对于中国培养高精尖和国际化的专业人才队伍至关重要。同时，通过长期不懈地向世界敞开大门，中国得以创造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生产条件，也得以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合作伙伴建立高效的国际生产链，从而一跃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拥有廉价劳动力著称，以“世界工厂”而闻名。过去，通过向中国市场转移并布局多种类型的工业生产，发达国家公司的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了民众的消费水平。借助中国市场，一些发达国家对于自身经济也进行了向创新产业倾斜的结构性调整。同时，这也从侧面激发了中国自身的创新潜力，中国因此为自身设定了更高阶的发展任务——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其中包括通过强调绿色经济的优先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代表着两种人类文明形态凝聚而成的现代化模式。世界历史视野中的每一种现代化模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状况和经济条件下诞生并实施的。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的今天，经济现代化应当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综合性考量。例如，交通网络和电子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及时、高效地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促成了循序渐进的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而言，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式现代化的种种优势被广大发展中国家研究，并试图不同程度地从中汲取经验。例如，在过去20年里，越南在对其经济进行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离不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借鉴。
承担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征程上的中国经济在成功实现转型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对此，您如何看待？
费多罗夫斯基：如今，中国经济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此前未曾有过的新议题，涉及人工智能模型的创建、经济数字化、收入分配、区域均衡发展等。这一阶段也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新涌现的新问题。例如，特大城市规模快速膨胀带来的“大城市病”，其中包括生活成本上升、环境生态问题、交通拥堵等现象，因此须在不久的将来找到适当的应对方案。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需要通过进一步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依靠自身不断增长的人力、金融、科技潜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在当前条件下，作为全球主要大国之一，中国的战略性任务也包括实现医学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尤其是那些用于应对传染性疾病和其他常见疾病的技术。此外，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往往更加复杂且缓慢，需要更多的耐心与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今天，中国近年来推行的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在助力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
费多罗夫斯基：今天，中国已成为许多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备受瞩目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中国发起的诸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例如，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并启动自贸区建设。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诸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组织，也是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国家。这些举措对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进程产生了战略性影响。其中，RCEP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此外，中国还表达了继续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意愿，已对协定内容开展了充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评估，主动对标CPTPP规则，推进相关领域的政策调整和修立法工作，并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出价做足准备。就当前的形势而言，中国所推行的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将进一步承担起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
为履行这一重任，中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谈判中充分展示外交技巧，既坚持自身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的一贯性，又灵活考虑其他国际伙伴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西方大国将经济制裁作为打击和削弱他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手段的今天，不少发展中国家将中国在诸多国际组织中的活跃表现视为一种机会，以确保自身能够抵御和克服外部经济制裁、减少贸易逆差和维持贸易平衡，从而维持国际生产链的良性运作。
今天的中国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克服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尽可能降低国际冲突产生的风险，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一个光明的前景。就此而言，近年来，中国作出的一系列持续外交努力，以及在和平解决国际纷争方面的不懈付出，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事业意义重大，更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