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展银发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1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发展银发经济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布局，强调老年群体需求的多样性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仔细划分梳理重点银发产业、行业、产品和服务，并提出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发展机遇随之涌现。最初，面向老年人的消费市场涵盖健康医疗、护理服务、住房等传统产业，现如今已经拓展到适老化电子科技、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等创新前沿领域。全球银发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地域差异有哪些？中国如何高质量地建设银发产业，加快银发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社会与个体如何树立科学的银发经济消费观和积极的老龄价值观？围绕上述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银发经济在全球展开

　　埃及开罗德国国际大学经济正教授何塞·伊帕拉吉雷（José Luis Iparraguirre）在《经济与老龄化卷四：政治经济》一书中表示，2015年欧盟委员会在报告中正式提出“银发经济”，并将其定义为与人口老龄化和50岁以上消费者支出相关联的经济机会。欧盟委员会将带动银发经济市场发展的老年人群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年龄在50岁至欧盟各国退休年龄期间的劳动者。他们向年轻人传授技能和提供指导，对企业的实际营业额、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贡献百分比也逐步攀升。第二组为年龄在65岁至75岁或者至80岁之间的活跃退休人员。他们身心健康，积极参与各项文娱活动，长期维持与社会的联系。第三组为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老人。他们想要晚年生活更加舒适、健康，是长期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服务的消费者。伊帕拉吉雷表示，老年人不仅是银发经济的消费者，还是劳动者、志愿者、投资人和企业家。相应地，银发经济也被看作各年龄段的劳动者、志愿者、投资人和企业家针对老年消费者发起的社会活动。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尔夫冈·芬格勒（Wolfgang Fengler）指出，在每日消费11美元以上的全球消费者阶层中，老年人所占比例正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30年，日消费11美元以上的全球消费者群体将从2020年的39亿增长到56亿。尽管每个年龄组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几乎是均匀的（平均增长41%），但老年群体的贡献增长速度最为突出，其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占比将从4.59亿激增至7.6亿。如果以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老年群体在2030年的消费支出将略低于15万亿美元，但高于2020年的8.7万亿美元。芬格勒注意到，银发经济正在从经合组织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当前银发消费者的年度总消费能力在亚洲、北美和欧洲分布相对平均，均为2.3万亿美元。然而，亚洲银发经济的市场份额将大幅增长，预计到2030年亚洲老年人群每年的支出将超过5万亿美元。

　　爱尔兰芒斯特省理工大学商学院创业卓越中心主任海伦·麦奎克（Helen McGuirk）表示，一方面，生存和发展压力迫使欧洲企业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另一方面，银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考验着欧洲政府通过落实公共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能力。2018年，麦奎克等人针对7个欧盟成员国的中小企业、政府机构、发展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合作伙伴的银发经济发展潜力展开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企业都意识到欧洲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潜在的商业机会，但是中小企业存在混淆银发经济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关怀价值的情况。此外，欧洲企业迎接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不足，再加上创新力度不够，无法抢抓机遇。针对上述问题，麦奎克等人呼吁欧洲各国政府通过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促进银发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转型升级，例如向企业传达正确的银发经济发展观，在各地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培训活动，全面激发企业生产和销售适老化产品服务的创新力与竞争力，完善银发经济市场体系建设，扩大市场规模。

　　老龄化理论是银发经济的先导

　　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举措。一方面，老龄化催生了银发经济；另一方面，发展好银发经济必须深入分析人口老龄化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发达国家对于人口构成及数量变动所造成的社会不确定性愈加关注。在这一深层背景下，“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等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和概念，如“健康”“积极”“最佳”“独立”“活跃”“富有成效”或“有效”老龄化应运而生。美国学者约翰·罗（John W. Rowe）和罗伯特·卡恩（Robert L. Kahn）于1997年提出成功老龄化模型，为社会理解人一生健康状况的整体性变化和构建干预框架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他们将“成功老龄化”界定为“让一个人年老后仍能够在身体和心智层面有效运作的多种因素”，包括避免患病或残疾、维持高水平的智力和身体素质，以及保持对社会活动和生产性活动的高度投入。伊帕拉吉雷列举了多项衡量一个人“成功老龄化”程度的宏观标准，比如老年人在有薪工作和志愿工作中发挥的生产力和参与度、代际和阶层之间的凝聚力、人口变化的风险和益处之间的平衡、恢复能力以及可持续性发展。

　　“成功老龄化”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学术界引发了新的思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社会学荣誉教授卡罗尔·埃斯特斯（Carroll L. Estes）等人对比了成功老龄化和产出性老龄化的概念框架，发现产出性老龄化是对“我仍然可以工作”的积极证明，而成功老龄化则是“我努力不成为他人负担”的被动证明。伊帕拉吉雷指出，诸如“成功老龄化”之类的叙述为老年人消费方式提供了规约性要素，特别是引导消费者在健身、劳动、养生、幸福、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塑造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选择。此类话语还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老龄化社会学教授保罗·希格斯（Paul Higgs）和精神健康学客座研究员克里斯·吉拉德（Chris Gilleard）提出的“积极动因性的消费者主义”有关，意思是最能展现个人选择、自主性、愉悦感和自我表达（特别是“无龄”自我）的消费。

　　在伊帕拉吉雷看来，虽然成功老龄化等理念强调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这些概念也只适用于那些具有足够自主性和能动性，并且能够在各种老年生活方式选择中作出选择的少数老年人。英国布莱顿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院社会政策教授玛利安·巴恩斯（Marian Barnes）等人在《重新构想老年时代：幸福、关怀与参与》一书中写道，“当你感到身体虚弱、精神脆弱并面临不想作的决定时，‘选择’并不是赋权的一种方式”。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研究学院退休教授约翰·文森特（John A. Vincent）在论文《不平等与老龄化》中也表示， “真正非异化的选择是由适当的养老金和公平的价格所创造的”。伊帕拉吉雷认为，成功老龄化框架呈现了一个静态的晚年生活理想，忽略了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结构性力量对晚年生活的综合影响。各国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过程中，要警惕一种将老龄化问题的首要关注和责任归咎于老年人个体，特别是当这种叙事不断强化、延续并掩盖了许多人在晚年面临的贫困和不平等待遇时。

　　构建银发经济市场

　　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阳义南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中国银发经济的优势和特点，指出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庞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8亿人，比澳大利亚、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到21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接近美国总人口。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要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等特点，对养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强烈，消费潜力巨大。65岁及以下年轻老人有7000多万，这些年轻老人在消费观念、金融意识等方面紧跟时代，主动追求“年轻态”消费方式及生活质量，其消费模式逐渐转向“自我享受”。上述特点为我国银发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强大的市场基础和人口优势。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发经济体。日本等国家的经验表明，老年人是最重要的消费群体之一。当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上升时，国家的消费经济模式也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如何提振养老需求、提升需求层次，带动老年人消费升级、激活壮大养老消费市场，进而扩大内需总量、优化产业和经济结构。要真正从老年人需求出发，提供符合老年人生活要求、消费体验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增加老年人收入，提升老年人资产流动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结合《意见》对记者表示，可以按三类产品构建中国银发经济市场。第一，兜底型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覆盖贫困人口是政府责任。第二，个性化服务属于私人产品，覆盖高净值人口，是市场责任。前两类服务的供给机制比较明确，一个需要提高床位利用率，另一个需要实现项目盈余。第三，普惠型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覆盖大多数老年人群体，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即公私合作模式。这对国家法制、社会契约和地方政府治理是个挑战。首先，要将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分为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其次，将养老服务成本划分为土地与地租、房产与租金、医护与照料、生活费用这四大类。最后，政府根据三类收入通过福利用地、税优待遇、开办补贴、人头补贴等综合措施弥补资金缺口，建立智能化监控机制，其余交由家庭（家庭病床、病案和家庭成员照护就业化）、社区（嵌入式医康养护服务）和市场来运行。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结合《意见》，向记者列举了社会保障领域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四个方面。一是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通过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障水平。同时，要大力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尽可能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范围。二是发展养老金融业务，引导和支持各类养老金融机构开发丰富多样的适合养老金融储备的养老金融产品，积极促进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蓬勃发展。三是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和功能定位，通过市场化手段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商业保险产品。改善产品结构，优化完善商业保险发展的外部支持体系，其中包括有关部门为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提供必要的政策措施及大数据支持。加强对商业健康保险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实现长期可持续。四是在部分地区开展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明确个人、用人单位和各级财政的筹资责任，建立独立的筹资机制，并进一步扩大筹资渠道。同时，鼓励和支持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促进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护理服务产业迅速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张思锋认为，在支持银发经济全面、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市场有序发展，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特点和行为习惯，保护老年消费者权益。现有的调查发现，在适老产品和服务短缺且急切不易“适老化”情况下，名不副实的养生、美容、旅游、保险、理财等产品，夸大其词的广告，“打感情牌、走温情路”的骗购套路，网络直播的信息轰炸等，俘获老年人钱包、危害老年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面对这些现象，张思锋表示，一要严格监管银发产品、银发服务、银发商业、银发金融的质量、价格。二要科学治理、有效整顿银发产品和服务的推销活动、网络广告、虚假宣传等市场行为，严厉打击危害老年消费者权益的作案人。三要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方式，帮助、引导老年人树立科学理财、合理消费的正确观念；养成明辨真伪、抵制诱惑、按需购买的良好习惯。四是帮助老年人顺利跨越“数字鸿沟”，手机厂家要开发、制造适宜老年人使用的操作便捷、功能独特的产品；电视机厂家、电脑厂家要设置适宜老年人使用的一键操作电视机和电脑，广播电视网络要播放老年人喜闻乐见的节目；车票、机票、电影票等要设置便捷、实用的适老化购票操作系统，或者在售票处配置协助购票人员。全社会都要努力构建老年友好环境，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银发经济为科研设立诸多新课题

　　阳义南表示，为银发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理论基础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新课题。要重点研究银发经济基础理论，分析老年人经济行为、决策、偏好、问题等，尤其是老年人经济理性、决策模式等基本理论问题，银发经济与老年管理学、老年社会学、老年生物学、老年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问题。此外，还要及时关注银发经济的公共政策问题，分析公共政策的短期与中长期效应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优化和强化支持的引导方向。

　　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董克用向记者表示，养老金融和智慧养老是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研究领域。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解决人口老龄化难题离不开金融的媒介融通作用。金融工具和技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也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由此诞生了养老金融这一专门领域。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养老金融”列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这也是养老金融首次进入中央会议，并被列为金融重点工作。学术界可以研究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风险评估等方面的问题，为实务界提供理论支持；实务界则可以尝试创新养老金融产品，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养老保障。

　　其次，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民的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如何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是服务提供方面临的巨大难题。随着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能化现象也将日趋严峻，护理需求越来越突出。董克用认为，依靠传统的人力护理不仅面临着数量不足的问题，服务质量也受到限制。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智慧养老的前景值得期待，其中包括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个性化、便捷化的健康管理和养老服务。学术界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有效应用模式；而实务界则可以探索如何将技术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

　　在董克用看来，从银发经济的需求端和供给端分别展开社会调研，将确保调研结果准确反映国情，为政策制定提供高质量支撑。我国针对老年人需求的调查主要有北京大学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前者侧重老年人健康状况，后者侧重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在发展银发经济的背景下，学者需要综合考虑老年人的健康、收入、消费、再就业、养老资产储备、养老需求等情况，组织专题性年度连续调查。银发产业在中国虽然前景广阔，但目前还处于行业起步阶段，离不开政策支持，而准确及时的调研能够为相关产业政策提供更加精准的决策参考。此外，银发产业参与者多为小微民营企业，不如国企央企统计报告制度成熟。因此，供给端调查研究也是更好了解银发行业业态、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