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7月底，英国的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天津海口。清政府官员按例为其送去大量的米面、牛羊、蔬菜等，并询问使团来华的目的。英国方面称“使团出使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清政府官员对此有所怀疑，又一次追问“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英国人并未实话实说。当时的清政府认为，既然英国人来华是为了两国的“友谊”，那么英国使团觐见嘉庆帝时，即应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事先进行演习，以保证在皇帝面前正确施礼。自此，中英两国围绕英国使臣是否应对清帝行三跪九叩礼这一问题，发生了多次较为明显的交涉与争论。

　　8月13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苏楞额等，在天津道署衙门设宴招待英国使团。苏楞额等向英国使团表示，“招待宴会是皇帝的赐宴”，因此，英国人“应该通过叩头表示谢意，这是不可缺少的礼节”。阿美士德坚决不肯行此大礼，他说，我等来华，内心对大清皇帝“无不诚敬”。但是，“英吉利国礼节与天朝不能相似”。在英国，凡“遇贵官尊者，系免冠恭立，一俯首；在国王前系免冠，跪一膝，一俯首；如向国王之位，系免冠拜揖，一俯首，是极大之礼”。苏楞额等对他们说：“既知恭敬，自应随同行礼。”

　　英国使臣担心出使之始，即因外交礼仪问题而破裂失败，更不愿因外交礼仪问题而有损英国君主的尊严，故声称：“英吉利国外貌行礼，虽不与天朝相同，其心中恭敬则一”，对于清政府的礼仪要求，“并无不遵之处。”

　　苏楞额等对其反复开导，英国使臣也多次分辩，最终的结果是，此次筵宴对阙谢恩时，中英两国官员各依本国礼节行事。清官员行三跪九叩礼；英国使臣则向上三免冠，九拜揖，九俯首，并云：“如见大皇帝时，情愿免冠，九跪一膝，九一俯首。”

　　然而，对阙谢恩的难题虽然敷衍了事，搪塞了过去，但问题并未解决。宴会结束以后，苏楞额等人不得不与阿美士德等切实商讨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阿美士德称，他只能对清帝行单膝跪地并吻手之礼，此礼可以重复九次。他认为自己所行的觐见之礼，与苏楞额等人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不同的仅仅是“以一条腿跪地代替两条腿跪地，低头的幅度没有他们（清廷官员）那么深”。苏楞额等虽担心清帝可能对这一礼仪“不满意”，但似乎还是认可了英使“九跪一膝，九一俯首”的觐见礼仪，遂于当日上奏嘉庆帝。嘉庆帝十分气恼，传旨对苏楞额等予以严厉申斥。

　　8月16日，苏楞额等人命英使所乘之船停泊于武清县蔡村。清政府官员张五纬等奉命向阿美士德等人说明，钦差大臣苏楞额等接到谕旨，清帝对英国使团“九跪一膝，九一俯首”之礼非常不高兴，要求英国使团对清政府提出的三跪九叩之礼，“只需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英国使团“同意行礼，就继续前进”，否则，立即返回英国。

　　8月17日，苏楞额等人亲自对阿美士德等“层层开导，详细晓谕，恩威并示，设法引喻，令其演习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则表示，本人“由海外远来，实不敢稍存不恭顺之心”，但是更“不敢私自更改本国礼节”，否则，将来回国后，英王必定“重治我等之罪”，予以拒绝。

　　清政府官员同英国使臣“自晨至午”，反复交涉，最后英国使臣表示：“跪一膝，一俯首之礼”，是我国使臣“所到各国，从无行过”的礼节，现今“情愿加行九数”，也就是说，英国使臣同意以九跪一膝，九一俯首之礼觐见嘉庆帝。苏楞额等认为：“九跪一膝，九一俯首，与三跪九叩之礼，究不相同”，仍要求英国使臣“遵照三跪九叩”之礼觐见清帝。

　　阿美士德以退为进，讨价还价地声称，如清政府认为“九跪一膝、九一俯首”的礼节，“不似中华之礼”，那么，英国使臣可以“跪一膝，三俯首，如此三次，与三跪九叩之礼，似相仿照”。当日，苏楞额等将这一情况上奏给嘉庆帝。

　　嘉庆帝接到这一奏报，极为不满，本想立即将英国使臣逐回，但英国使臣所乘之船，8月13日已离津赴粤，立即遣回英国使团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困难。有鉴于此，嘉庆帝于8月17日加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等前往通州，命其以个人意见向英国使臣说明“中国制度以三跪九叩之礼为至敬”。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也曾遵行三跪九叩礼。“至于尔国使臣回国后，以所行何种礼仪告知尔国王，我天朝都置之不问”。清政府希望经过和世泰等人的“反复开导”，能“令该使臣敬谨遵依，到京成礼而回，最为美善”。

　　不知和世泰等人是为了迎合满足嘉庆帝的虚荣自尊心理，还是将英国使臣同意所行“三跪一膝、九一俯首”之礼，误认为是不甚合仪的三跪九叩之礼，抑或是在有意搪塞，他接到嘉庆帝的谕令后，竟于8月24日，语义模棱地奏报清政府说，他正在带领英国使臣演练礼仪，只是到目前为止，“该贡使等礼节尚未如仪”。

　　或许是因和世泰等人语义含混的奏报，使清帝产生了英国使臣已同意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误解。8月25日，嘉庆帝谕令和世泰等人，英国人及其使臣“僻在荒夷，其于中国礼节，原不能中规合度。此时总令该贡使等遵依行三跪九叩之礼，即起跪之间，稍觉生疏，均无足深责”。当时嘉庆帝内心极为矛盾纠结，他认为，将英使遣送回国固然省事，但如此行事，实为下策，既令英国使臣脸上无光，于清政府本身也并不光彩。“总之，逐回不如接见之为是也”，希图将就了事。

　　8月29日早晨，和世泰等人带领阿美士德一行人抵达圆明园门外。这时，嘉庆帝已升坐殿上，传旨召见英国使臣。但阿美士德“以极度疲劳，礼服没有准备，特别是以没有携带国书等为由，拒绝前往”。声言自己决不行跪拜之礼，拂袖而去。

　　中英两国的初交，即因外交礼仪纷争而中断。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各地域之间必然会呈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性。18世纪以前，东西方国家间的差异之大，使人们有理由将其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中英两国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考虑，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外交要求。英国方面侧重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国家关系，以攫取在华政治、外资、商业利益，而中国方面则更注重英使觐见清帝的礼仪形式。当时，中英双方并未以武力相威胁，因此也不存在根本或原则性的是非和对错。

　　清政府与英国各自提出的外交礼仪要求，虽皆依据本国的政治传统及外交礼仪惯例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但主要是因中外国情不同而引起的，其性质尚属于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外交之争。但24年后的1840年，中英或中外之间的外交礼仪之争，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表现出强烈的侵略与反侵略色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