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公共管理学研究呈现出了与现实的紧密关联度和回应性，并涌现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许多研究虽然能够提供有益的观点启示，但由于对理论对话的漠视而导致对知识增长的贡献仍然阙如。只有切实保证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标准，不断提高学科的知识增量贡献，才有可能真正迎来这一学科的春天。

　　2014年，公共管理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综合主流的公共管理学期刊及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公共管理栏目的刊文内容，可以归纳出其主要的研究领域和热点。

　　国家治理引发热议 

　　国家治理是一个全新而且占据了较大比重的研究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关于国家治理的内涵，薛澜从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并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顶层设计与摸索前行相结合的过程。从实现路径上来看，蓝志勇、魏明认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是顶层设计与实践经验的综合，不是循序渐进的自然演化结果，而是一个人为设计、需要不断完善的、大规模的复杂系统；正确的思维范式导向、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策略设计，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提。杨光斌、张贤明等学者在学科研究的意义上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等三个概念性变量构成，是一个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相抗衡的原创性新概念和新理念，因此具有世界政治话语权的意义。

　　与上述讨论角度不同，周雪光聚焦于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一文中，作者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在《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一文中，作者则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并认为其中折射出“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而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则可以用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

　　行政体制改革仍是研究重点

　　行政体制改革仍然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其中主要涉及机构改革、编制管理、大部制改革等问题，学者们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或者重新诠释了这一热点议题。周志忍、徐艳晴从变革管理角度系统梳理和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七轮机构改革历程，认为国务院机构设置变革呈现出渐进和稳健特征。职能转变是历次改革的核心，并呈现出明显的两段论特征：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何艳玲、李丹认为中国机构改革存在三个限度：在内容设计层面，是任务型而非结构型改革；在改革工具层面，是精简型而非调适型改革；在驱动机制层面，是计划型而非回应型改革。突破机构改革的限度，前提是立足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推动国家制度建设，推动机构改革从“精简化”转向“理性化”。

　　另一些研究聚焦政府的编制管理问题。辛方坤、孙荣认为，政府编制管理在主观博弈格局下偏向于政府编制的单纯数量规划，且沿袭了编制标准的“官民比”形态，从而放任了政府人员结构性冗余现象。徐刚、徐增辉提出，今后政府机构编制标准应该由“官民比”向“官官比”标识拓展，并着力在现实比对与差距补足中达到政府机构人员配置的合理化。与此相关，李冰考察了行政组织及其改革过程中的公职人员职业倦怠感，研究发现低成就感升高成为公职人员工作倦怠的重要因素。

　　财政风险需要预防

　　如何削减政府债务，逐步化解债务风险，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了各国政府债务风险累积的原因。在政府债务风险居高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有小部分国家在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仍然能保持财政稳健。《公共行政评论》于2014年第1期与第3期设置了“全球债务风险中的财政可持续经验”专栏，分别介绍了澳大利亚、智利、波兰、卢森堡、新西兰和韩国的经验。这些研究对于防范和控制中国财政风险，尤其是实现财政可持续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4年8月31日，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王雍君等研究者认为，新预算法仍然存在“管理性修订”色彩浓厚、实质性预算权力在立法与行政间配置不平衡等问题，导致中国的公共预算难以摆脱行政部门独大的处境。

　　廉政建设继续推进

　　大多数腐败研究都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中寻求腐败现象蔓延的原因，柯珠军、岳磊则从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社会行为持续发挥作用的人情因素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贿赂并非像政治学和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单纯是与权力进行交换的工具和资源，而是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礼物馈赠具有相同的运作逻辑，即是表达和给予人情的一种方式。腐败行为中的行动主体通过所谓“有义务地给予—有义务地接受—有义务地回报”的利益输送往来过程，利用职务、地位等方式，非法转变公共利益为私人利益，将个人利益纳入双方关系的利益扩张之中。因而，人情的自利性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导致制度在面对通过人情往来而形成的私人关系时失去了应有的约束作用，由此加剧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与蔓延。

　　过勇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归纳了近年来中国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改革的136个案例，发现改革在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独立性方面有重要进步，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从反腐倡廉建设战略层面进行思考和设计。

　　总体而言，公共管理学研究呈现出了与现实的紧密关联度和回应性，并涌现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顶级中文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发文量在持续增加。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就学科整体而言，研究质量仍然有待提升，尤其是，许多研究虽然能够提供有益的观点启示，但由于对理论对话的漠视而导致对知识增长的贡献仍然阙如。因而，只有切实保证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标准，不断提高学科的知识增量贡献，才有可能真正迎来这一学科的春天。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