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通行的《周易》所含《大象》成于战国末期，反映当时一派儒家学者对社会的综合思考。其文辞虽极端简练，每卦一句，全篇仅六十四句、八百余字，但借助卦象的丰富性和灵活性表达了对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思考，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其中，有六卦的大象涉及法律和刑狱：“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这六卦的大象集中反映了作者身处战国末年乱世之中对“法”的省思，透过它们且可窥见其融法于儒的法治思想和治世矜民的政治抱负。

　　认同法家对法律的重视

　　电闪雷鸣是大自然威力的展现，也使人联想到人间的权威。震为雷，离为火，也可以表示闪烁的电光，将二者重叠可以构成两卦：“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这是《大象》作者对立法、司法的基本表达，即先王应当立法，明确是非标准；君子应当司法，断狱、处刑。

　　“先王”是政权和政治传统的缔造者，“君子”是国家的守护和治理者。《大象》中讲到人事，绝大多数以君子为主语，以先王为主语的仅有六卦，所言皆建国的过程和手段，噬嗑卦即居其一，其余五卦是：“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讲调和阴阳、养育万物，是王者履行沟通天地人的责任；“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讲获得天下诸侯拥护，建立统治；“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讲通过祭祀向上沟通上帝和祖先；“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讲向下了解风俗、设立教化、治理万民；“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讲祭祀获得成功，上帝降临享用其牺牲，故能“立庙”建立宗教机构以聚拢民心，方能完成建国的任务。这说明《大象》作者将立法与宗教、教育等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视之为建国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噬嗑卦内卦震为雷为威，外卦离为火为明，是内秉威权、外著公明之象，言先王立法以为是非标准，公正严明，故曰“先王以明罚敕法”。丰卦内卦离明，外卦震威，是内有明察、外行威权之象，君子执法，判决案件、定罪行刑以威慑百姓，故曰“君子以折狱致刑”。先王立法，君子司法，噬嗑卦与丰卦互相依存，而又各有侧重：噬嗑外明内威，先王公正严明的立法，以内在的权威为根据；丰卦外威内明，君子司法之威并非其本有，而是来自先王之法的授权，其威主要表现为刑罚产生的威慑力，故以内有明察为善。可见，《大象》作者相当重视权威和刑罚在建国、治国中的作用，这种思想与前儒二帝三王以德受命之说是有所不同的，盖因目睹战国末期社会的混乱，不能不承认立法、司法的现实重要性，故颇能接受法家的思想主张。但是，在涉及法、刑的六卦中，“法”字仅一见，而作者将之归于先王，犹视先王为唯一正当的立法者，仍可看出其儒家法先王一派的学术立场。

　　纠正重刑主义的偏颇

　　《大象》虽然理解并赞同法家对立法、司法的重视，但并不赞成其重刑主义思想，这在其对旅、中孚两卦的解说中有明显的体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是对丰卦君子司法的补充要求，即提出司法原则。其要点有二：一为“明慎用刑”，即慎刑；二为“不留狱”，即及时。《大象》既主张查明事实，反对草率判案，同时也反对犹豫迁延，提示君子平衡慎重与及时，在两者之间走一条中道。此主张也从侧面反映出战国末各国刑罚泛滥且狱满为患、淹滞不决的时弊。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涉及君子司法应持的态度。“议狱”者，案狱有可议之处，如证据不全、事实不清之类，应当充分讨论，避免冤假错案；“缓死”者，慎判、少判死刑，判决死刑尽可能从缓执行。“孚，信也”（《尔雅》），“中孚”上巽下兑，巽风兑泽，风吹拂薮泽，生意欣欣，有内心感动、心悦诚服之象，议狱而后判决，缓死而后处决，于君子为尽心尽责，于罪犯则无所遗憾。上述原则，与疑罪从无、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等现代司法原则仍有相通之处，而在《大象》作者，则是针对战国末期法律苛严、用刑无度的状况而发，且有纠正法家重刑思想之意。

　　描绘儒家的法治蓝图

　　通过对贲、解两卦的解说，《大象》提出了富有儒家特色的法治理想。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是对噬嗑卦先王立法的补充，言先王之法虽不可不立，但君子为治应以政平国治、牢狱空虚为追求。所谓“明庶政，无敢折狱”，是勉励君子适当处理大小政务，通过修明政治来使百姓少陷、不陷于刑辟，其意正合于孔子“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必也，使无讼乎”（同前）之旨。上观三代史迹，西周成康之治刑措四十年不用庶有此象，贲卦之大象所反映的绝非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而是《大象》作者爱民治国的理想。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解卦上卦震为雷，下卦坎为水，雷雨大作，草木甲坼，生机勃发，有荡涤罪恶、解除紧张心理、放下包袱、改过自新之象，故曰“赦过宥罪”，颇能体现法律的教育功能。另外，王者当拨乱诛暴、除旧布新之时，可以不咎既往，赦过宥罪，以凝聚民心，与天下更始，武王伐纣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史记·周本纪》）有其象。观解卦大象之意，作者除矜闵刑人、给予其自新机会外，其中未尝没有对仁义之君受命而起、除残去秽、解救黎民的盼望。

　　坚持德主刑辅的宗旨

　　尽管鉴于战国末期的混乱时局，《大象》作者对法家思想抱有较深的理解和认同，但是，就其本身的思想内核而言，终究以重“德”为主，仅视“刑”为“德”的补充和辅助手段，这一点从《大象》全文的结构不难看出。《大象》涉及法律、刑狱问题的共有六卦，即上述“噬嗑”“丰”“旅”“贲”“中孚”“解”等，占周易六十四卦的十分之一不到；而谈及“德”的共有十四卦之多，接近全部六十四卦的四分之一，则在作者眼中，“刑”与“德”孰轻孰重，几可一目了然。

　　而且，《大象》作者之重“德”甚于重“刑”，又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数字的差距上，更体现在作者通过涉及德的诸卦，实际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德政思想。例如：豫卦“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讲先王通过礼乐手段推崇德政、沟通天（上帝）人（祖考），实际讲出了战国儒家主张以德治促进政治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共同政治理想。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德政的理想画卷中，《大象》又为法律、刑狱保留了一个特殊的接入点，即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将解卦翻转，即获得蹇卦：“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易学上，将一卦翻转所得之卦，与原卦称互为“反卦”（亦称覆卦、综卦），如噬嗑与贲互为反卦、丰与旅互为反卦。反卦之含义，代表同一问题从反方面观察，犹言“一个硬币的两面”，故互为反卦的两卦，在思想脉络上内在相关。法的教化作用，实际基于君子的反身修德，是反身修德之效，借此将德、法二者的社会功能相结合，表现为内圣外王相辅相成关系的投射。在《大象》中，通过蹇卦与解卦的互相阐发，法律、刑狱得以接入德政的蓝图，获得一席之地，这一方面可视为对法律、刑罚作用的承认，但同时也反映了《大象》作者思想中，德与刑不但有主从之别，且有道器之别、目的与手段之别。

　　通观法、刑六卦之大象，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亦富爱民的理想，颇能反映战国末期一派儒家学者接受法家学说而又欲纠其偏、救其弊的用心。其运用易经符号演示法律、政治的复杂关系，而丝毫无意于渲染易经的神秘色彩，彰显出战国易学注重理性、关怀现实的精神内蕴，也是其深邃、可贵之处。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19XNB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