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新时代是从2012年十八大起算，那么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是与新时代同步的。2012年，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既是对2012年以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预判。十八大以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新时代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提出了一系列时代命题。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是时代的产物

　　中国改革波澜壮阔，客观上已经并且正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已经成为世界上地域最广阔、内容最深刻、最具代表性的改革实验场域。改革必然要求我们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毫无疑问，改革孕育了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是改革的必然产物。如果说十八大以前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问世奠定了基础，那么十八大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则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创造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十八大以前更早的时间，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提出的条件尚不成熟；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在更远的将来，我们也许会错失提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最佳时机。

　　社会重大变革与重大理论的产生互为因果。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卢梭之所以会提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学说，正是基于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日益腐朽、封建统治陷入全面危机、资本主义发展、欧洲启蒙运动出现高潮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功利主义法学派代表人物边沁之所以提出功利主义学说，则又是基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议会与王权相抗衡、英格兰刑法成为被批判对象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基于19世纪英、法、德等国已经或正在实现产业革命、无产阶级已经由自在阶级开始向自为阶级转变、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是基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这样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一大批法学家坚持实践法治观和实效法治观，知行合一，以实践为师，在破解时代命题的过程中表现十分突出。无论是参与立法，还是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推动个案公正，中国法治实践学派都是中国学术界最活跃、最能体现时代风貌的群体之一。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共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还是重大方针政策、重大举措，都离不开法治主题和法治保障。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方兴未艾。在今后的中国改革舞台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十九大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群体力量将更加强大。围绕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将担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任务将更加艰巨。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行动纲领。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民主法治建设必须更加坚定有力地大踏步前进。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十九大报告所明确的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中国的法治实践将更加深化，法治中国理论创新将更加迫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即将成立，这是深化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将统筹依法治国决策，组织全国法治力量，配置法治资源，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法治中国高质量高效率发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这个总目标，如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如何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如何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中国法治实践学派都有责任作出科学回答。新时代要求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走进实践，要求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己任，要求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深化法治实践中作出更加重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对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来说，法治革命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历史一再证明，真正有力量的是思想，真正引领时代的是思想，真正不朽的是思想。法治革命时代产生的最宝贵财富就是法治思想。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创造法治新理论，创造法治新思想。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