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青铜器出现的兽面纹，一改之前简单的几何纹样，为青铜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是中国早期艺术史上的一项重要革新。仔细审视可以发现，这些兽面纹基本都是由两只相对的夔龙组成的，属于突出面部的一首双身龙纹，再加上这一时期本就十分流行的单体夔龙纹，可以说龙纹是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上具有统治地位的纹样。

　　不仅如此，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和玉器上最流行的纹饰大都与龙纹密切相关。这些纹饰有的是龙纹的变形或缩小，如窃曲纹、蟠螭纹、蟠虺纹；有的是龙之躯干或鳞片的抽象，如波曲纹、垂鳞纹、重环纹（横鳞纹）等。这说明龙在商周时期的重要性超出了学界以往的认知。现申论如下。

　　兽面纹是一首双身的夔龙纹

　　商周时期的兽面纹正中一般有一道竖阑，将整个兽面纹分为两个相对的夔龙。实际上，两只吻部向下的夔龙对接在一起，均可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纹。一首双身动物纹样是青铜器纹饰的重要母题，是同一类动物的特殊表现形式。由两只夔龙组成的一首双身的兽面纹也是如此，其本身仍属于龙纹。

　　兽面纹属于一首双身的龙纹，可以从盘龙纹上得到印证。盘龙纹是以龙首为中心、躯干盘曲成圆形的龙纹，常见于商周时期青铜盘的内底。例如，殷墟妇好墓与郭家庄M160出土铜盘所饰盘龙纹，其龙首正是典型的兽面纹形态，证明兽面纹其实是突出面部形态的龙纹。需要注意的是，西周中期以后，传统的兽面纹虽然趋于消失，但龙纹并未衰落，而是转化为窃曲纹、波曲纹、垂鳞纹、重环纹、蟠螭纹、蟠虺纹、铺首等形态，继续流行于青铜器、玉器等重要器物之上。

　　波曲纹、垂鳞纹与重环纹是龙的抽象纹样

　　马承源、朱凤瀚等认为波曲纹与龙纹密切相关，山东龙口出土的昭王时期的启卣证实了这一点。启卣盖上所饰波曲纹是目前最早的波曲纹，其形态与颈部的一首双身龙纹的躯干完全相同，而且还饰有鳞片，充分说明波曲纹就是龙之躯干的抽象。这种在波曲纹旁装饰鳞片的做法在西周至战国青铜器上普遍存在。此外，山川自然之景进入中国青铜器的装饰视野，是在春秋晚期人物画像纹出现以后，之前中原青铜器上尚未见到确凿的描绘自然风景的纹样，霸伯山簋也应如此。

　　霸伯山簋距启卣铸造的年代已超过50年，时人对波曲纹的本义（龙之躯干）可能已不甚明了，加上霸伯山簋盖上的波曲状装饰形似远山，或许因此才将波曲纹称为宝山纹。这种“内涵消解”现象在文化传播中比较常见，当某一事物脱离其产生的文化原境时，原本的文化内涵通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消解，而且时间越久、传播距离越远，内涵消解现象越明显，甚至会完全消解。

　　此外，商周时期，鱼纹从未成为中原青铜器上的主流纹样，从这一点来看，鱼鳞也不大可能成为中原青铜器上的主流纹饰。以蛇为原型创造出来的龙之体表也有鳞，加上龙纹是西周中期之前青铜器上具有统治地位的纹样，且有不少龙身装饰鳞纹的青铜器实例，故而西周中期开始流行的垂鳞纹、重环纹（横鳞纹）之鳞片，应是龙鳞，而不可能是鱼鳞。

　　蟠虺纹是蟠螭纹的缩略版

　　《国语·吴语》云“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虺，小蛇。”自宋以来，不少学者将春秋晚期青铜器上盛行的相互勾连、密集排列的纹样称为蟠虺纹，将其视为蛇纹的一种。但实际上，蛇纹从未成为中原青铜器上的主流纹样，从逻辑上讲，蛇纹不大可能在春秋晚期遽然成为中原青铜器的主流纹饰。在蟠虺纹流行之际及之前，青铜器上盛行由众多小龙相互缠绕、勾连组成的蟠螭纹，这些蟠虺纹很可能是蟠螭纹的缩小版或简省版，以至于多数龙的头部已难以辨识，很容易被错认为是蛇。

　　马承源认为“虺纹”是交体龙纹因装饰在体积较小的器物上而形成的“微型化”产物，不必称之为虺。这一点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得到印证，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蟠虺纹鼎，鼎盖与腹部的纹饰十分细密，属于“蟠虺纹”的一种，但放大后能看出所谓的蟠蛇实际上是一条条相互缠绕的小龙。故而，蟠虺纹应是蟠螭纹的缩略版或简化版，也是龙纹的一种表现形式。

　　龙在商周时期的重要性再认识

　　综合以上分析，商周青铜器上最流行的九种主体纹饰——兽面纹、夔龙纹、鸟纹、窃曲纹、波曲纹、垂鳞纹、重环纹、蟠螭纹、蟠虺纹，只有鸟纹与龙纹无关，而且，即使在鸟纹最流行的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鸟纹的总量也远少于兽面纹和夔龙纹。显然，龙纹在商周青铜器主体纹饰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纹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既有的认知。

　　张光直认为，青铜器上的动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是沟通人与神的媒介。《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变化万方，既可翱翔于九天之外，又可深潜于九渊之下，故而成为古人沟通天地的最佳媒介。在这一背景之下，龙以变化多端的形态存在于商周时期的众多器物之上。

　　简言之，中国先民创造出来的龙具有通天彻地的能力，是沟通祖先和神祇的主要媒介。商周时期的龙纹在承继夏代的基础上又完成了质的飞跃，确立了其在沟通祖先与神祇媒介中的主宰地位，成为当时青铜器、玉器等礼器装饰的主要题材，为之后龙成为帝王以及中华民族的象征奠定了思想基础。大量龙纹出现在具有神圣意味的商周礼器之上，其形态变化之多、延续时间之长、所占比例之大，反映出龙在商周先民观念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神圣性。

　　龙纹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中国的龙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较多发现，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距今八千多年的石块堆塑巨龙，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6000多年的蚌壳堆塑龙，湖北黄梅焦墩遗址距今约6000年的卵石堆塑龙，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距今5000多年的玉龙，浙江余杭反山墓地距今约5000年的雕龙白玉牌，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和山西陶寺遗址距今约4000年的龙纹彩绘陶器。

　　青铜时代的龙形象在承继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比如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与龙有关的陶片、陶范、绿松石饰品等器物达30余件，尤其是绿松石龙，说明龙在夏代比之前更为重要。及至商代，不但青铜器、玉器“因于夏礼”，其所装饰的龙纹也承继夏代，而且比夏代更盛行、更重要。两周时期延续了商代龙的形象以及重视龙的传统，龙纹在青铜器、玉器等礼仪器具中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为之后龙成为帝王以及中华民族的象征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龙形象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除前文提及的新石器时代各地的龙形象外，青铜时代各地的龙形象更为常见，如内蒙古朱开沟商代早期的兽面纹（一首双身龙纹）鼎，山西石楼桃花庄商代晚期的龙形觥，辽宁喀左北洞村西周早期盘龙盖罍，甘肃白草坡西周早期的龙纹耳形钺，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晚期的爬龙柱形器、爬龙器盖、青铜神树上的长龙，浙江温岭琛山商代的龙纹盘，广东信宜的西周龙纹盉等，不胜枚举。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龙在中国就有很高的认同度，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见证。

　　在所有的动物中，唯独龙代表了中国。龙形象自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出现，到商周时期成为沟通祖先与神祇的最重要媒介，再到秦汉时期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标识，经历了至少八千多年赓续不断的历程。可以说，龙的历史，就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融合、传播的历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