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埃及大规模暴发后，考古工作受到严重的冲击。上半年，埃及各地考古遗址曾一度关闭，许多正在进行中的考古发掘项目被迫暂停，在埃及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各国科研团队相继撤离。埃及考古面临前所未有的停滞。面对挑战，埃及文物部于下半年颁布一系列防疫管理新举措，旨在有序恢复田野发掘工作。新规定严格控制发掘人数上限，要求露天环境下的考古遗址工作人数不得超过30人，封闭空间如墓葬、竖井内不得超过4人。
虽然小规模的发掘是被允许的，但受限于全球交通不畅，许多国外研究团队无法返回埃及。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个别常驻埃及的外国考古研究机构能够恢复少量工作之外，大多数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都由本国的考古工作者独立承担。据统计，在官方公布的2020—2022年间的考古新发现中，四分之三归属于埃及考古队，其中不乏颇具重要性与影响力的考古发现。埃及考古在短暂出现国际团队“真空”的同时，也无意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埃及本国考古实力的窗口。
曙光破晓：文明起源阶段重要遗址发掘的新进展
位于三角洲东部的考姆赫尔根遗址（Kom el-Khelgan）是埃及重要的史前时期墓地。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墓葬汇聚于此，其中既有下埃及文化（也称“布托—马阿迪文化”），也有来自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三期。埃及考古学家在最近三年的发掘工作中清理出百余座史前墓葬，其中大部分属于下埃及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900—前3500年之间，另有数座属于涅伽达文化三期的墓葬，年代约在公元前3200年。该遗址出土的方形陶棺（clay coffin）为三角洲东部地区首次发现，年代可追溯至涅伽达文化三期。此前该遗址已知墓葬约200多座，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该地区史前墓葬的信息，为涅伽达文化和下埃及文化在三角洲地区的融合增添了新的考古材料。
阿拜多斯遗址在古埃及王朝初期阶段占有重要地位，是古埃及文明起源相关研究的核心遗址之一。在最新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在阿拜多斯的北部地区（今索哈杰市）首次发现一处超大规模的王室啤酒酿造作坊区，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第一王朝法老纳尔迈统治时期。该作坊区保留有8座半地下设施，均为大型酿酒单元，每座宽度2.5米，长度至少有25米。最新的发掘工作表明，其中2个单元长度已达35米。若8个酿酒单元的尺寸相当，每个酿酒单元内部可配备约80个大型尖底陶罐（直径约65—70厘米，高70厘米）。陶罐被分为两列埋入土中，四周则由晒干的泥条支撑固定。据推测，若所有酿酒单元同时启用，单次啤酒产量可超过5万升。
该作坊区的产量与规模不由得使人想到附近数座第一、二王朝法老的丧葬建筑遗存，包括大型的泥砖围墙以及置于墙外的大量的空酒罐堆积。发掘者认为，作坊区生产的啤酒或用于初代法老的丧葬供品，也有可能是丧葬建筑奠基仪式的必需品。这处纳尔迈时期的王室酿酒作坊不仅更新了我们对于古埃及早王朝时期啤酒生产的认知，还为研究古埃及早王朝的王权与宗教信仰提供了一项独特的考古证据。
穷山距海：中王国时期边陲开发的新证据
近三年，由埃及考古队主导的古王国时期的考古新发现并不多，仅在萨卡拉墓地的迈瑞恩拉金字塔（Merenre Pyramid）东北侧发现5座古王国和第一中间期时期的墓葬。精美的彩绘壁画显示墓主人的身份为高等级官员和神职人员。相比之下，中王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则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一支埃及考古队在西奈半岛西南部的瓦迪那斯卜（Wadi al-Nasb）遗址发现一座距今4000多年前后的砂岩建筑。该建筑很可能是中王国时期官方设立的一座专门用于管理在西奈执行采矿任务人员的行政机构。西奈半岛的主要矿藏资源为铜和绿松石。该遗址距离都城底比斯超过600公里，是古埃及西奈半岛上最大的冶炼遗址，也是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冶铜遗址之一。建筑遗迹位于中心区域的最高处，共225平方米，包括两室两厅，以及通向屋顶的楼梯。该建筑在中王国时期之后几经修缮，一直沿用至罗马时期，最后作为炼铜作坊使用。这项考古新发现不仅为扩展中王国时期的资源开采版图增添了新的考古证据，同时作为该地区历史上首次由埃及本土团队带来的发掘成果，其学术史意义深远。
黄金时代：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迁都的新线索
2020年，一支埃及考古队在卢克索西岸寻找图坦卡蒙葬祭庙时，意外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新王国时期的泥砖居址。该遗址始建于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距今约3400年，被埃及考古学家称作“失落的黄金之城”，意为古埃及最鼎盛、最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城址。遗址被一条主干道分为南北两区。北区的泥砖建筑保存较好，整个区域被蛇形泥砖墙环绕，围墙最高处接近3米。北区内部可初步划分为工人住所、管理人员住所和手工作坊区，中间有道路相连。虽然遗址的全部面积还未探明，但它很有可能是当时卢克索西岸最大的行政和生产生活区。
许多房间内的日常用品保存依旧完好，如陶器和烤炉。考古工作者在其中一件酒罐的封泥上发现了遗址的埃及语名字——“闪耀的阿吞”（Dazzling Aten）。在作坊区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宝石饰品、费昂斯材质的护身符，以及纺织工具，证明该遗址存在首饰作坊和纺织作坊。在一间储藏室内，考古人员发现一件盛满肉干的陶罐，上有墨笔书写的两行僧侣体文字：“（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的第37年，为第三次赛德节准备的肉干；来自王室书记官哈（Kha）的屠宰场，屠夫伊维（Iwy）制作。”
与宗教信仰相关的新发现目前尚无具体结论。例如，在一个由泥砖墙围成的封闭空间内，考古人员发现两具完好的牛骨架，而在隔壁房间内则埋葬着一具人骨。这是否与圣牛崇拜有关，以及人骨与牛骨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在另一个房间内，考古人员发现一具鱼的木乃伊，其长度达到75公分，表面覆盖着一层金箔。一起出土的还有两个保存完好的鱼钩和一个鱼形小石碑。发掘者称，这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供品。种种丰富的发现使得我们可以窥见在古代埃及最强盛时期帝国都城居民的生活细节。
阿蒙霍特普四世继位后不久，便改名埃赫那吞，发起宗教改革，随后迁都至阿玛尔纳。随行人员中，或许有“闪耀的阿吞”城的居民。因为考古人员发现北区的一些房间和作坊的大门是被泥砖封住的，这似乎表明被派遣至新都城的手工艺者和居民希望保护好屋内原有的各项设施，期待有一天从阿玛尔纳返回后可以继续使用。该城的废弃与埃赫那吞迁都之间的关系密切，有待在下一步的发掘和研究中得到解答。
厚葬遗风：埃及晚期人形木棺和铜像窖藏的新发现
近几年，埃及晚期的墓葬及随葬品在三角洲地区、明亚省的戈里法遗址以及阿布西尔等地均有发现，但重要的发现依然出自萨卡拉地区。一支埃及考古队在布巴斯提斯墓地（Bubastian Cemetery）工作的几年间里，陆续发现成批量的彩绘人形木棺，数量多达250具。这些木棺年代为第二十六王朝时期，距今约2500年，被发现时均完好地保存在位于地下10—12米深的竖井墓内。墓葬基本未被盗扰，木棺彩绘颜色鲜艳，密封如初。与墓主一同随葬的还有大量的生活物品及丧葬用品，包括各式木箱、梳妆品、各类首饰，以及40尊在当地信奉的普塔索卡尔的彩绘木胎像。
该团队在一座竖井内还发现一处青铜雕像窖藏，出土各式铜像150尊，主要为古埃及神像，如巴斯特、阿努比斯、奥西里斯、伊西斯、奈菲尔图姆、哈托尔神像等。其中一件保存完好的奈菲尔图姆青铜像，高35公分，底部刻有祭司巴迪阿蒙（Badi-Amun）的名字。除神像外，窖藏内还有用于宗教仪式的法器，如叉铃。根据初步研究，墓主身份均为第二十六王朝时期的高级官员或祭司。木棺内部将会通过CT扫描进行研究，提取出的木乃伊信息，以及棺内其他随葬品的具体信息，如是否包含纸莎草文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复原埋葬于同一地点的逝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段相对困难的时期里，埃及考古工作者未曾懈怠，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工作团队主要集中在埃及的两大考古核心区，即上埃及的底比斯地区和下埃及的萨卡拉地区。在其他地区（如三角洲、中埃及地区）工作的考古队数量远低于正常年份。其次，遗址类型主要为墓葬。新发现的墓葬年代跨度从前王朝时期至希腊罗马时期，其中以新王国时期和埃及晚期的墓葬发现数量为最多。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和精美程度为近年之最。最后，大部分考古项目由埃及本国考古学家独立承担。埃及本国考古力量稳步发展，但这种情况将随着国际疫情和交通情况的好转而逐渐回归到常态：根据官方统计，疫情前2019年埃及全境开展的田野发掘项目达到250多项，其中埃及本国独立承担的仅80余项。由于历史原因，高度国际化始终是埃及考古的显著特征之一。加之媒体在宣传时的偏重，导致许多人对埃及本国是否具备考古力量产生疑问。埃及考古工作者揭示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最新考古成果，无疑是对上述疑问最好的回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