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篆刻书法家、收藏家。他成长在新旧文化思想激烈碰撞而又相互交融的时代，既继承了传统的金石、考据之学，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考古学，可谓近现代学术转折时期承上启下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任职故宫期间，正值抗战军兴，神州板荡，马衡亲身参与、领导了故宫等处“国宝”的南迁与西迁，厥功至伟。郭沫若称赞其“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凡将斋金石丛稿序》）

　　精品文物大举南迁

　　论起马衡与故宫之间的因缘，最早可追溯到1924年。是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逊帝溥仪驱逐出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马衡与沈兼士、陈垣、马裕藻、钱玄同、徐炳昶等北大同事一同受聘于该委员会，参与清宫物品的点收工作。1925年9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组建故宫博物院。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

　　不料数年间，由于政局动荡，故宫博物院的领导机构屡屡变迁，纷争不断，只能由几位故宫元老勉力维持。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易培基为接收委员，前往北京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培基因病不克北上，遂电请马衡、沈兼士、俞同奎、吴瀛、萧瑜为接收代表，办理接管事宜。次年2月，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马衡则被聘为古物馆副馆长。此后数年，古物馆虽由易培基兼任馆长，但具体馆务则主要由马衡负责处理，在业务部门的设置、规章制度的拟订、陈列展览的举办、古物的清点整理及传拓刊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鉴于时局不断恶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批准，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在上海法租界暂时租用仓库保存。这一过程中，尤以古物馆的文物装运难度最大。例如瓷器，有的极薄如纸，有的极大如缸；又如铜器，看似十分坚硬，其实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运时各有困难。

　　在马衡的带领下，古物馆同仁参考清宫遗留的景德镇进贡瓷器的装箱之法，并虚心向古玩商人学习求教，摸索出了稳、准、隔、紧四字要诀，从而既保证了包装质量，又按时完成了任务。各类文物装箱2631箱，总计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计27870件。而对于十具石鼓的装运，更是倾注了马衡的心血。石鼓原存于国子监，不仅体型巨大，每个重约一吨，且鼓上的文字附于石皮之上，而石皮多与鼓身分离，稍有不慎，就会剥落。为了确保石鼓的安全迁运，马衡反复研究了装运办法，最终决定“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跋北宋石鼓文》）事实证明此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未发现新的伤损。

　　1932年底，故宫博物院爆出了所谓“易培基盗宝案”，因内部权力与人事斗争，易培基以莫须有的理由被人指控盗卖故宫文物，虽屡经辩解而无果，被迫辞去院长之职，躲入上海法租界避难，最后忧愤而死。1933年7月，马衡经众人推举代理院长职务，并于次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继任院长后，马衡一方面积极进行故宫留北平文物的清点以及南迁文物的点收、安置工作，同时往返于北平、上海、南京之间，为南迁文物存放新址的选择和修建而奔走呼吁。1934年12月，经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商议通过，决定将南京朝天宫作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办公、展览及文物储存地点，用以存放全部南迁至沪的文物。1936年3月，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动工，8月竣工，建成一座坚固的三层钢筋水泥建筑，并带有地下仓库，可防盗、防火、防水、防空袭，库房内还装有照明、通风及供氧等设备。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文物辗转艰难西迁

　　孰料仅过了半年多，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文物不得不再次踏上向西南后方迁移疏散的历程，亦称“西迁”。

　　此次西迁主要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文物从1937年8月起运，共80箱，多是参加过“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精品，由南京经汉口始迁长沙，后又绕道桂林转运至贵阳、安顺，最终于1944年12月迁到四川巴县。因其开始时是向南迁移，故称南路。

　　第二批文物从1937年11月起运，分两次运出，共9331箱，包括由故宫代为保管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处的文物精品，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终于1939年9月运抵四川乐山县。因其是沿长江而上抵达重庆，所以称为中路。

　　第三批文物亦从1937年11月起运，共7288箱，同样包括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文物，先后分三次运往宝鸡，后又经汉中、成都，最终于1939年6月全部运抵四川峨眉县。由于这批文物是从南京向北经津浦路、陇海路转运至陕西的，故又称北路。

　　西迁期间，正是由于马衡等人不辞劳苦、严谨负责的出色工作，才使得西迁文物都能找到较好的保存地点，以免于兵火之厄。

　　在文物颠沛流离的迁移过程中，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可谓历经艰辛与磨难，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中路西迁文物由重庆运至宜宾的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为了确保装船文物的安全，夜间爬上船舱检查，不料失足跌下，伤重不治。而在文物由乐山转运至安谷乡的过程中，由于是溯流而上，需要靠岸边的纤夫拉船而行，加之河道狭窄，岸边陡峭难行，在一处湍急的河段纤绳突然崩断，整艘装满文物的木船连同船上的船工、军警和押运人员急速向下游冲去，险些导致船毁人亡。文物山路运输期间，押运员刘承琮曾遭遇车祸，被撞下山坡，摔伤右手，送医救治时右手食指被截去，落下终身残疾。乐山办事处职员刘官谔因舟车劳顿，心力交瘁，病死任上。

　　由于当时故宫人手不敷，北路文物第一批次由南京至宝鸡的转运工作还曾临时请马衡的次子马彦祥协助押运。而北路正是整个文物西迁中最为艰难的一条转运线路，一路上受到日军的侵扰和威胁，装运文物的列车在徐州火车站、郑州火车站等处多次险遭日机轰炸。此后，又有近一年半的时间在川陕两省的崇山峻岭中穿梭，仅能依靠汽车运输，运力十分紧张。途中翻山越岭，走川过河，不仅交通条件极端恶劣，还经历了雪崩、暴雨、洪水、塌方等气象地质灾害，可谓险象环生。

　　最终，在共同努力下，16000余箱西迁文物精品，包括故宫托管的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近6000箱文物，几乎全部得以保全。这不得不说是抗战中的一个奇迹，也是一项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壮举。而这主要得益于故宫人对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的深刻认识。正如马衡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1940年度会议记录》）

　　迁移途中组织展览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文物南迁与西迁这种十分艰困的条件下，马衡仍然数度组织故宫文物举办或参加国内外的展览活动。1935年，中英两国联合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览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艺术珍品。故宫博物院对此极为重视，于1934年10月便开始着手筹备，最终选定了735件文物精品参展，占中国展品的大多数，并选派庄严为中文秘书，傅振伦、宋际隆、牛德明、那志良为展览会中国艺术展品助理员，共同负责赴英参展文物的保管、护送与陈列工作。这是中国历史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文物首次通过官方渠道大规模出国展览，英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专门派遣皇家海军的萨福克号巡洋舰来华押运文物赴英。

　　展览于1935年11月28日在皇家艺术学院开幕，持续到次年3月，在伦敦引起极大轰动，参观者逾42万，闭幕前数日的日均参观人数甚至超过2万，创下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参观纪录，还吸引了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到场观展。同时，英国各大报刊媒体也对此作了大量专题报道，还出版了展品目录及图录，共卖出10万多册，英国学者所编研究中国艺术的书籍、刊物不下数十种，皇家艺术学院又举办了25场有关中国艺术品的讲演会。这是英国国际艺术展览史上的一大盛事，也开启了欧洲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时代。

　　1939年，莫斯科发起“中国艺术展览会”，不仅汇集了苏联各地11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艺术品1500余件，更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商请中国政府征集近代绘画、雕塑、抗战宣传标语、民间通俗画、附有插画之著作及报纸，以及古代铜器、玉器、陶器、石刻、绘画等艺术品参展。故宫博物院精选了100件文物参展，并委派傅振伦等人以专家身份带展品赴苏，协助苏方进行展览的组织筹备工作。展览于1940年1月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观众极为踊跃，由于观众过多，原定的展室不敷应用，博物馆不得不临时扩充馆舍。

　　此外，故宫博物院还分别于1935年4月和1936年6月，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及南京考试院明志楼举办文物预展和复展。1937年3月，组织396件藏品参加教育部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马衡还专门为此撰写了《故宫博物院参加美展会之书画》一文。1942年12月，赴苏参展归国文物参加于重庆举办的全国第三届美术展览会。1943年12月，选取142件书画精品于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专程前往参观。次年4月，在文物返回安顺途中，又在贵州艺术馆举办了“故宫博物院书画在筑展览”。

　　故宫博物院在抗战期间于国内外参加、举办的一系列展览活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效应，不仅有力地宣扬了我国的悠久文明与灿烂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巩固了友好国家的邦谊，同时也借展览向国内民众普及了历史文化与文物知识，给艰苦抗战中的国民带来了审美与精神上的享受，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信与爱国热情。用马衡的话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44年度业务检讨报告》）

　　马衡作为一名新派学者，虽然接受、吸收了部分来自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与新观念，但仍保有中国传统史家的精神与关怀，注重经世致用与民族尊严，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始终以民族文化的传承为己任。为了承担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文物保管者这一重任，马衡在日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始终如一地坚守传统文化、保护文物安全，真正做到了无咎无恙、善始善终，令人动容。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