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姚文田曾自题书房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说起读书就不得不提到藏书，无论是读书还是藏书，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都是件很神圣的事。中华千年文化的传承，百代礼乐的兴盛，随着历代典籍的记载自古及今，绵延不绝。而中国自古以诗为盛，有以诗论文、以诗纪事的传统，因此清叶昌炽以诗的形式综述藏书家渊源递嬗关系，撰成《藏书纪事诗》一书，这种特殊体例一起，风靡所致，遂为士林所重。其后，多有续编、补编之作出现，较为有名的就是清末明伦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述了藏书家藏书之事。
父子相承
一册垂为学海津，毕生事业与书亲。
伟哉雕木破前例，几许刊传近代人。
汲古书亡目幸传，如何斧季但论钱？
容斋末笔人争睹，独懔遗言不敢镌。
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缪荃孙以学问、藏书而闻名。明伦评价缪氏父子：“一册垂为学海津，毕生事业与书亲。伟哉雕木破前例，几许刊传近代人。”作为清末大目录学家，缪荃孙校勘勤精，藏书著述甚丰，最为有名的是署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实际操刀之人就是缪荃孙。
虽然后世有人怀疑该书并非是当时年仅24岁的缪荃孙所作，但是历来传世名作出自青年才俊之手者也不乏其例。赞诗中所说“一册垂为学海津”指的就是《书目答问》这部书嘉惠士林，为入门学习之津梁。该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突破常规四部分法，又创丛书一类。虽然《隋书·经籍志》定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后世采用此法者居多，但是藏书仍兼有各类分法，尤其是私人著述，不一而足。如清代孙星衍的《孙氏家藏书目》就是如此，孙氏发凡起例，分为十二部，以应岁周之数。所以，缪荃孙“破前例”，丛书目一类为后世广泛运用。
缪荃孙之子缪禄保继承其藏书之后，却并未保存完好，明伦诗云：“汲古书亡目幸传，如何斧季但论钱？容斋末笔人争睹，独懔遗言不敢镌。”缪禄保将所存之书在上海古籍流通处出售，所剩无几。其中，士礼居刻《汲古阁书目》也抵债散尽，仅剩缪荃孙日记因遗言不曾剞劂，为后世留下诸多遗憾与遐想。缪氏父子相承藏书，虽并未传世相守，但在藏书史上仍值得一书。
兄弟相继
文学彬彬大小徐，选诗当代石仓具。
别裁初刻同前辙，犹胜壬秋一字无。
徐世昌（1855—1939），天津人，因祖上在河南为官，出生在河南。
徐世昌和徐世章兄弟二人，多编书、藏书，所编之书并不甚精，多是仓促草就，但因其社会地位等原因，在近代藏书史自然有一席之地，因此赞诗云“文学彬彬大小徐，选诗当代石仓具”。
徐氏兄弟所编之书，多蹈步前人之轨，并无创见。他们效仿明代曹学佺《历代诗选》而作《晚晴簃诗汇》，与清代沈德潜编的《国朝诗别裁集》有合辙之处。加上徐氏好名惜费，有沽名钓誉之嫌，所以所编之书如《清儒学案》等，简陋多瑕，任其详略，实际上不可与《明儒学案》《宋儒学案》相提并论。
徐世昌的编著在历史中虽不甚精湛，但是其以文存史、接续前贤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所以说“犹胜壬秋一字无”，相对于传续帝王学的王闿运来说，徐氏兄弟还是有贡献的。
师生相传
绝代峨眉王静安，赵商传业郑君门。
手中何限名山副，眼底无涯山海观。
王国维（1877—1927），浙江省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成就斐然，多有创获。
明伦将王国维与其弟子赵万里列在一起，赞诗中称“绝代峨眉王静安”，以中国传统意象符号“峨眉”相譬称，表明王国维学问做得相当好。因为宋词中有“峨眉曾有人妒”之语，何况王国维是“绝代峨眉”。所以就后世来看，称国学者必言王国维，就好像汉学家说郑康成、宋学家说朱熹一样，王国维对国学自有开拓之功。
赵万里本人受王国维亲炙，王国维的许多手校之本多被赵万里移录副存。在继承王国维学问的同时，赵万里对王国维藏书以及著作保存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国维的学问是走在当时学术最前沿的，就是放在今天有些也不会过时。赞诗中所言王国维学问无涯，无论是甲骨之学还是理论美学，涉及领域之广、成果之多、启发之大，后世如王氏兼通精善者十分罕见。
以诗存史
上述人物明伦均列为藏书家，但纪事很明显都是在讲其学问之大小、精粗等。这里就牵涉到学问和藏书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发出自古藏书常见的两种现象。其一，为做学问而藏书；其二，为藏书而藏书。
以上所举的例子，在笔者看来均符合第一种情况，即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积累藏书，并且在自己已有学识的基础上对所藏古书的版本流传、目录编排、思想源流等都有研究，进而收集更多的史料。这是一种在学问和藏书之间的良性互动。王国维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在接触到最新出土资料和已有藏书积累基础之上，他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出土甲骨文献与传世《史记》文本相对照，来印证商代世系的递嬗。
第二种情况是一种藏书心理的满足。古往今来，对书文典册的收藏都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刻书、藏书兴盛之所，也必然是经济发达、财富集聚之地，所以明清藏书家尤以江浙人士居多。例如，黄丕烈对宋版书情有独钟，自号佞宋主人，名其书斋“百宋一廛”，足见其藏书心理。明代藏书家范钦建天一阁，学以世传，书以代增。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求遗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阁书638种，在当时罕有其匹。后虽因各种原因并未如数归还，对天一阁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但现在看来或许也是幸事。
在以学问作为自己藏书传播的媒介发展来看，藏书不是目的，由之而起的学问才是目的。这种学问一方面是藏书这门学问本身；另一方面是因藏书而获得的知识，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家传藏书，子孙共守”不可能永世相续。黄宗羲曾为天一阁作《藏书记》，其开篇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所以，这种象征财富的一时积累，总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出现变化，以致最后消失。
就当前来看，在现代公共图书馆发展和电子媒介技术日益进步的情况下，阅读范围扩大，新的阅读途径产生，触目所及即是海量信息。因此，藏书也只限于部分做学问和藏书爱好者，与古代为藏书而藏书者也有所不同。
用纪事诗记叙藏书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继承古代“以诗存史”的传统，由纪事诗本身就可以梳理出因藏书而学问、由学问而学术的清晰脉络。因此，我们对这些藏书纪事诗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它不是藏书家的简单罗列，这种以大多数私家藏书而学问的研究，也可以成为学术史进程中的另一条线索，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当下学术会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