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敬业等精神的聚合。其实，这些特点只停留在工匠个人素养的层面，我认为，这种简单的归纳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要解答这些良好的素养是何以形成的。

　　古徽州府治歙县的北岸村，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氏宗祠，宗祠天井的后方栏杆，由六块黟县青石板和八根石柱组成了石雕“西湖十景图”，全长约八米左右，雕刻以浮雕、平雕为主，刀法精致，古朴大方，是吴氏巨商吴应晟花重金聘请黟县石匠余尚相绘制雕刻而成的。徽州石雕很少以人物故事和山水为雕刻题材，吴氏宗祠这组以杭州“西湖十景”为题材的石雕作品，借鉴了新安画派的山水技法，不论是选材还是雕刻工艺，都堪称徽州石雕一绝。从这幅石雕作品中，不难看出石匠余尚相身上那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敬业的品德和素养。明清时期，作为徽州工匠群体的“工匠精神”既是个人修养，也是时代风尚。

　　人格独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匠地位低下，士大夫不屑与之同列。先秦时期，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虽“神乎其技”，但连姓名也没有，庖丁的意思就是伙夫；传说鲁班为楚国“造云梯之械”，鲁班也不是真正的姓名，鲁班指的是鲁国木匠。至唐代，韩愈仍然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百工，指的就是各行各业的工匠。

　　到了明代，随着商业文化的兴起，社会对手工艺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一时间名匠辈出，百工争胜，名家名作成为竞相收藏的对象，而工匠的人格觉醒和独立也逐渐受到士大夫的尊重。对于这一现象，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瓶花斋杂录》评价说：“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

　　诸匠之所以不朽，除了其手艺巧夺天工之外，人品高尚也是重要的原因。当时著名的匠人，譬如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性嗜酒，“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又懒甚，没钱买酒了，才闭门抟埴一壶，所得钱辄复沽酒尽。而“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明徐应雷《书时大彬事》）竹刻高手濮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贵到什么程度？“寸竹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他也有脾气，如果求购者“意偶不属”，再有权有势，也不愿意出手，“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明张岱《濮仲谦雕刻》）

　　匠人的人格独立精神，来自于自我觉醒；而匠人的自我觉醒，与明代阳明心学的传播有关。阳明心学反对束缚人性，唤醒了底层百姓“圣贤之道，吾性自足”的意识，引领了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既然人人心底都有“良知”，那么只要能“致良知”，就不存在什么职业上的高低贵贱之别。所以，王守仁认为“治生亦是讲学中事”，做学问与治生并不是对立的，因为治生中也存在着“良知”、“天理”，如果治生时能“致良知”，虽身为商贾，也“不害其为圣为贤”。

　　在王阳明弟子之中，王艮本来是打银器的工匠，本名“银”，后来从王阳明问学，王氏替他去了“金”旁，改名“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他的悟道名言是：“百姓日用即道。”许多工匠虽然不能投身到阳明门下，但他们信仰心学，譬如紫砂壶大师时大彬、竹刻高手濮仲谦等著名工匠也都是心学信徒。

　　徽州在外经商者众多，对阳明心学尤为信服，遂投身于王、湛之门。他们学成归来，即在徽州推行会讲、讲会，邀请王门高第来到徽州主讲，传播心学思想。明中后期的一百多年间，阳明心学不仅统治了徽州学术讲坛，也影响了徽州乡里的日常生活。大量徽州工匠在这一时期享名于世，与这种心学思潮是有关联的。

　　以徽州刻工为例，歙县虬村黄姓刻工在当时的名望已经很高，“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他们不仅人才众多，而且散居全国各地，从事剞劂行业。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说：“今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按照惯例，刻工的姓名多数是以记号替代，但著名的黄姓刻工则可以堂堂正正地署名了。譬如嘉靖本浙江《淳安县志》，为黄仕珑兄弟合刻。万历本《金华府志》，为黄汝清、王传文合刻。天启武林张氏本《论衡》，为黄尚间兄弟合刻。而吴勉学所刻诸书，几乎全出黄一桂、黄一绪之手。

　　读书明理

　　匠，是一种熟练灵巧的技能。作为一种工匠精神，目标更高更远。如何让技能再上等级、出神入化，则需要读书明理。清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其难易判若天渊。然不读书不识字，何由明理？故学技必先学文。”他认为，“通天下之士农工贾，三教九流，百工技艺，皆当作如是观。”这里，李渔是在向匠人们发出一个读书的倡议。其实，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生的正道就是读书做官，读了书再回头去做匠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徽州工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在明代出现的。这一群体与其他地方工匠的不同之处，在于徽州工匠有太多“读书识字”的机会。宋元以后，徽州成为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元赵汸《商山书院记》），是当时徽州教育状况的真实写照。明代中叶以后，徽州教育更加兴盛，除设府学、县学和书院外，还设立了大量的社学和塾学，以教乡里子弟。有的宗族还设有族学，免费为族内贫寒子弟提供教育，如《（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徽州工匠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黄成是著名的漆匠，明代歙县平沙人，精明古今髹乏，所造漆器能与宫廷果园厂漆器相媲美，雕刻花果、人物，以圆活清朗享誉当世。他髹漆技艺超群，还撰写了《髹漆录》一书。此书分《乾》《坤》两集，《乾》集讲工具、原料及操作禁忌等；《坤》集讲髹饰品种、分类、技法及制作程序等。两集内容丰富，涉及漆工艺的各个方面，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据传，此书是黄成为其他漆工而写的一部工具书。黄成能够写出《髹漆录》，说明他早年当有读书的经历，而其他能看懂《髹漆录》的徽州漆匠，也当是读过书的。

　　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徽州工匠“学技必先学文”，他们读书明理，士大夫愿意与这些工匠们交往，尊重他们的创作劳动，相互熏陶，工匠最后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非一般匠人能比。郑振铎《明代徽州的版画》一文是这样评价徽州刻工的：“不错，他们是刻工，是以雕刻版画为生的‘匠’人之一流。但他们和士大夫时时接近的结果，他们是完全浸润于明末士流的风尚之中了。他们知道自己之所作是艺术品，是可珍重的，和诗文词曲小说以及图画是一样可珍重的。故他们决不出之以轻心，他们是极慎重的在雕刻着，他们决不苟简潦草。”

　　精益求精

　　张小泉，清初著名制剪工匠，徽州黟县人。明崇祯年间，张小泉带儿子前往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铺，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嵌钢制剪技术，产品很快畅销全国。而在张小泉之前，家用剪刀都是用生铁锻打而成，缺陷是刀刃不够锋利而且容易生锈。张小泉追求精益求精，四处拜师访友，悉心研究铸造技艺，经过反复琢磨，终于打破了千百年来以生铁锻打剪刀的常规，独创性地将钢条嵌入铁槽之内，使剪刀具有了钢铁分明、刃口锋利的特点。

　　张小泉剪刀两项精湛独特的制作技艺，一是镶钢锻打技艺，在原料上选用浙江龙泉、云和的好钢镶嵌在熟铁上，并采用镇江特产质地极细的泥精心磨制，经千锤百炼，制作成剪刀刃口，并用镇江泥砖磨削；二是剪刀表面的手工刻花技艺，造剪工匠在剪刀表面刻上西湖山水、飞禽走兽等纹样，栩栩如生，精致巧妙。张小泉剪刀由于制作认真，质量上乘，故而生意兴隆，利市十倍。1663年，为防别家冒用张大隆招牌出售剪刀，他把招牌改用自己的名字“张小泉”。

　　我们不禁要问，精益求精的动力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动力在于市场竞争，无竞争则无精益求精，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垄断还很森严的领域，“工匠精神”就很难发扬。但是，在一流的工匠眼里，精益求精的动力是来自内心的自我。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中对此有过评述：“竹与漆与铜与窑，贱工也。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梅箓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竹匠、漆匠、铜匠与窑匠，工种虽然被世人瞧不起，但工匠自己如果自贬自贱，则不可能创作出精品；自贬自贱，是精益求精最大的宿敌。

　　以竹雕为例，明代竹雕分为两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清代金元钰《竹人录》认为：“濮派浅率，不耐寻味，远不如朱。”嘉定派创始人朱松邻是徽州人，黄宾虹说：“刻竹名手，世称嘉定。有明以来，朱松邻自新安居此，乔梓相承，已擅绝艺，然皆品谊高尚，姿禀颖异，不肯同流逐污以随世俗。故虽一技之微，往往具有郑虔三绝，迥非庸俗子所能梦见。”（《黄宾虹文集》“杂著编”）如果朱松邻对竹雕这份工作自贬自贱，结果只能是“同流逐污以随世俗”。据文献记载，朱松邻性情孤僻，与俗寡合，但却时常与书画名家、文学家交往，所以他的竹雕作品别出心裁，耐人寻味。

　　从徽州文化看工匠精神，只是一个我们研究的视角。“中国制造”的目标任重而道远，澄清学界对于工匠精神的片面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发扬新时代工匠精神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