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与西方文艺理论的比较、对照、批判、吸收与升华，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理论家的审美运思和文论探索。本期特别策划围绕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反思、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的互动对话、中国文学和文化对西方文论的传播影响等展开讨论，思考中国问题对西方文论的重要意义，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需在知识论上进行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中西平行比较研究和渊源、流传的影响研究，还需从认识论上破解因不对等对话而导致的不同文论主体对待他者文论的态度、立场、策略与方法问题。导致“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的不对等对话”的原因有很多，如知识上的“不相同”、价值上的“不平等”、发展上的“不平衡”等。在这种不对等对话面前，中国文论如何在“中学西传”中获得对等、平等的主体性地位，成为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文学理论。美国德州大学的顾明栋教授曾撰文介绍，2010年新版《诺顿文论选》为了改变西方中心主义局面，特意邀请他推选一位中国文论家。出于对中国学术传统渊源的考虑，顾教授推荐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神思》《体性》《风骨》等几篇，结果均未入编委会法眼。随后他又推荐了陆机的《文赋》、叶燮的《原诗》，这两篇同样未通过编委会的资格审查。在中国赫赫有名的古代文论家为何得不到西方文艺理论家的认同？编委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称不上是一种文论，虽不乏“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思想”，却都停留在“蜻蜓点水”的层面，缺乏“深入的探讨”。对编委会的这一判断直接说“对”或“不对”似都显盲目，借用具体案例进行讨论才有说服力。
对西方世界而言，古典中国是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西方理论家常运用中国古典文化反思自身，于是，中国古典文化便成为欧美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构性要素。
20世纪被称为文论的世纪。俄罗斯的文学理论家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在对文学、民俗学、人种学、民族学、文化史诸方面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考据论证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相同点或相似点，探索这些“雷同点”隐藏的实质性、规律性以及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纷呈，流派迭出。中国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异质性文化——“自我”的“他者”——走进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文论家、文学家特别是汉学家的视野。
18世纪以来，中法文化和文论就在多层次、多方面深入地开展了交流和对话，特别是20世纪法国文论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萨特和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文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诗学、福柯的生命政治文论等被大量译介和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借鉴。同时，中国文化、中国文论也是现代法国文论特别是左翼文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中国问题也已内化为法国文论运思的参照系之一。
德语世界的思想家对中国的关注不仅久远，而且关注的问题多聚焦于中国的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语言、文化等领域。20世纪阐释中国问题的德语文论，出自汉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等学者群体。他们大都从西方自身的问题或者具有普遍性的世界问题出发，借西方的概念范畴来理解“中国”，并透过“中国”来反观自身，在此基础上汲取中国经验、变革思维。
纵观百年科幻发展史，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晚清时期对西方科幻文学的大规模译介与模仿，逐渐发展至当下中国原创科幻文学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倍增。这一历程反映了中西交流模式演进的不同阶段与面向，展现出“中国想象”在海外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态势及其进入他国文化深层空间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汉学家研究曹丕《典论·论文》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现代汉学泰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写作《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时，曾把曹丕作为陆机的前驱进行研究，并全文翻译了《典论·论文》，后被收入197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论文集。俄罗斯汉学家中对《典论·论文》研究着力最多的当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伊戈尔·萨莫依洛维奇·李谢维奇。他论《典论·论文》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自己的深入研究，努力澄清西方，特别是以往俄国汉学家对《典论·论文》研究的一些误解，并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提出自己颇有创意的见解。
作为世界文学和思想的巨人，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著述、书信日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说过许多动人的话语，他真诚地把中国思想“极大”的影响和自己思想体系激变成熟的年代联系在一起，把其后半生的很多精力倾注在与中国思想相关的思考、论述、宣说、翻译、编写、出版工作中。纵观托尔斯泰与中国思想的关系，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特别是在当今的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中具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