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在下基层、听民声的采访活动中，记者接触的许多学者畅谈了自己十八大以来的研究动向、成果以及新年的研究规划，流露出为人民做学问的真挚情感，表达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做学问的使命与担当。现略作整理，挂一漏万，以飨读者。
十八大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近日，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梅荣政，请他畅聊2017年研究规划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来研究的建议。
2017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将在厦门主办金砖国家峰会，这是继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后的又一个“主场外交”高潮。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我国学者应从哪些角度展开学理性及政策性研究？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盛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坚持问题导向，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我今年的工作重心就是对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深入研究与梳理。”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建研究的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宗礼教授为自己定下了新一年的研究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思想，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研究政治生活、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已初步构建，并逐渐成长起来。在新的一年里，我将继续着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2017年是世界大格局进一步分化的关键之年。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不断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尽快形成与我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如何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研究，并将其转化为服务国家文化发展的智慧，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张西平长期思考的问题。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2017年我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反腐败的制度设计研究”，旨在通过对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和设计，认真对待和充分发挥公民与社会组织等社会权力主体的维权和控权的法治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周边外交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设计，科学评估了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确定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战略定位，提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理念，设计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路径，推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战略，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和中国周边外交史上思想空前活跃、对外影响空前巨大的新时代。2017年，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九大将要召开，这将是既往开来的一年。
新年伊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斯·韦伯全集》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山东大学韦伯研究中心教授王建民带领研究团队开始忙碌起来，日前课题组举行了项目筹备研讨会，对项目未来的实施进行了初步规划。这一课题能够立项对于学界来说是一件幸事，有望为中国学界提供全面系统的韦伯著作中文译本。不过，对于课题的主持者和参与者来说，课题立项只是研究的第一步。
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从逻辑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角度开展。目前，系统性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多卷本成果均出版于二三十年前。几十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观念、方法、史料、论题等都出现了巨大变化，由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翟锦程任首席专家的“八卷本《中国逻辑史》”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逻辑史系统性研究。围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前沿性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翟锦程。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将迎来结项。
在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客家人与其他各文化背景的移民一起建设四川，并形成了独特的四川客家文化，成为丰富多彩的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世界客家文化中的独特景观。随着研究的深入，四川客家文化日益受到海内外学界关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和文化产业发展。近年来四川移民和客家文化研究进展如何？2017年将有哪些学术工作？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该中心主任陈世松研究员。
高建平：2017年西方美学研究动态——走向实践的当代西方美学
中国学界过去对西方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00年以前，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为主。这种研究思路，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像历史是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起着或大或小作用的人的历史，而不是几个英雄人物的历史一样，美学史也是众多美学家的历史，而不是几个天才的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四个人留下的文本，成为后世解读的依据，许多思想都是从这些文本发展而来。只是在近些年，学术界才开始关注20世纪的西方美学。20世纪的西方美学，经历了世纪之初的心理学转向，世纪中期的语言学转向，世纪后期的文化学转向。抓住这三个转向，就可以把握20世纪西方美学的大致轮廓。
学术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多年学术积累与学术思考的结晶。2017年，我的学术研究将在以往文学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多元并举，推进和深化已有的研究；对尚未思考成熟的研究，继续酝酿，蓄力前行。
全球化时代大陆新移民的回流出现了“原户籍地—移入地—回流地”的三角互动模式，但这是否可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回流空间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每每春节前后，有关“三农”问题的新闻报道都会引发举国上下的极大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空前的返乡大潮。随着大批城镇居民返乡，农村社会生活、农民生存状况以及农村向何处发展等问题，开始透过各类回乡纪实和评论涌现于各类新闻媒体之中，引发学界和社会的热议和反思。另一方面是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工作，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
以“城市”、“媒介”作为尺度，检视传播理论的核心议题，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思路，回应当下中国面临的全球化、城市化、新技术三股浪潮交织的现实问题，展开传播研究的多学科对话。
新闻史研究，是我一直以来的研究志趣。在这一领域，我始终秉持着从个案出发，打深井，挖掘原始史料的研究理念。2017年，我将继续致力于美国在华新闻传播史研究，将《民国“新闻自由”的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一文修改完善。该文针对习用已久的“新闻自由”概念“日用而不知”的现状，检讨概念发展史，回顾其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变迁场景与历史脉络，完整呈现出二战后美国在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输出的“信息自由”怎样被误读成“新闻自由”，并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2017年是美国第100届普利策奖颁布之年。我在研究美国在华新闻传播史时发现，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界比新闻界更加关注普利策奖，萧乾在《大公报》任文艺编辑时曾仿效普利策奖进行文学征文评奖，直到改革开放，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普利策奖因新闻界的关注而为中国大众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