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丰富的地域学术文化，如洛学、关学、闽学、蜀学、湘学、浙学、徽学等。其中，蜀学为巴蜀地区自古至今的学术文化传统，它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对中国传统学术有独特贡献，至今仍发挥着积极作用。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形成汉代蜀学、宋代蜀学、近代蜀学三次学术高峰，本期报道即围绕这三次高峰展开。
自汉代文翁化蜀，创办石室，蜀学自此发轫，学人辈出，在巴山蜀水间开启了蜀学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其间虽有盛衰起伏，始终文脉不断。宋代史学巨擘、蜀中学者李焘说：“昔文翁初起学宫于成都市， 及元朔五年， 诏天下郡国皆立学官， 盖天下郡国，学官实自成都倡之。后之为成都者，于学官不敢不致力。”文翁的文化功绩成为后世效仿学习的标杆，不但对蜀学意义深远，而且对古代中国文化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蜀学转型的历程，自北宋中期肇始，至南宋晚期完成，经历了濂洛之学到湖湘学再到程朱理学在巴蜀的发展，使宋代蜀学定型为以程朱理学为主。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签判合州（今重庆合川），濂学开始传入蜀地，而英宗治平四年（1067）程珦知汉州（今四川广汉），其子程颐随侍，其间周敦颐之弟子遂宁学者傅耆与程颐“手笔相问”，实为讲友。此时濂学在巴蜀影响不大，二程洛学也尚未形成。二程洛学的系统传蜀和蜀学转型，始自两宋之际，这个过程经历上百年，其间有三个重要的交汇点，可称为三大节点。
2006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推出15卷本“川大史学”丛书，其中“大师卷”包括《徐中舒卷》《蒙文通卷》《冯汉骥卷》《缪钺卷》《任乃强卷》《李思纯卷》。编者在大师卷的“序”中表示，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川大史学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学术流派，其中第一种就是近代蜀学，尤其是文史之学的传统。
“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站在近代学者王闿运先生墓前，记者重温了这副对联，这是他到成都主持尊经书院时集《文选》句撰就，悬挂在尊经书院大门两侧。2016年为王闿运去世一百周年，记者专程到其墓前拜谒。适逢湘中夏季，烈日炙烤着大地，记者来到湘潭城郊杨嘉桥，但见王闿运墓前杂草丛生，祠堂早已不存，仅有一枝石笔，据传为当年遗物。当年王闿运及其在湖南、四川两地的弟子以笔名动天下，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占有重要地位。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干，三学各有根柢，其根柢皆与蜀学有关。谢无量先生在《蜀学原始论》一文中主张：“蜀有学，先于中国（按：即中土之意）。”此诚为卓见。蜀学作为地域文化之一，对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大主干之学皆作出过开源性或奠基性贡献，可归纳为“仙源（道源）在蜀”、“儒学源蜀”、“菩萨在蜀”三大特点。
。“尝思生为蜀人，宜于故乡薄有建树。事会不偶，此愿未偿，而怀土之思，久而弥挚。生平粗知学问，仰承祖训，尤嗜藏书，凡乡人遗著及蜀中故实，力勤搜考，冀为他时表彰蜀学之资。”作为大藏书家，傅增湘在《宋代蜀文辑存·序》中的这段话有一定代表性，这种历代蜀中学者对巴蜀地域的文化认同、深挚情感并付诸实际行动的工作，是蜀学两千年来得以庚继发展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