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侵华日军破坏，损失惨重。为传承延续民族文化命脉，我国东部地区大学陆续内迁，弦歌不辍，兴学救国，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对于当代大学文化建设和精神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重走大学内迁路，对抗战时期大学内迁办学旧址展开全面调查报道。
在抗战烽火中，我国东部地区的大学纷纷内迁，坚持办学，正如竺可桢先生撰写的《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中所说，“由是西南之名都繁邑、僻区隩壤，往往黉舍相望，弦歌之声洋洋”。70多年过去了，这些大学内迁办学旧址的保存现状各有不同，有的保存较好，已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则现状堪忧，亟待加强保护（参见本期5版《部分抗战时期中国大学内迁办学旧址现状简表》）。近日，记者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对抗战时期大学内迁办学旧址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考察与梳理。
抗战时期，内迁大学的内迁过程和办学特点各有不同。在这些大学中，西南联合大学的组成学校从华北地区内迁到云南昆明，同济大学从华东地区内迁到四川李庄，武汉大学则从华中地区内迁到四川乐山，具有一定代表性，她们在坚持办学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校训或精神（如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同济大学的“同舟共济”、武汉大学的“明诚弘毅”等），这些大学精神文化值得加强研究和传承。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中国文化自古重视立碑纪念，在各种纪念性设施中，碑具有特殊的地位。为铭记历史、昭示后人，有的内迁大学在抗战胜利东归复员时，在迁入地建碑纪念，以示后人；有的大学则在几十年后重返旧址，陆续兴建一些纪念性设施，特别是2000年以来，各个大学的主要校领导率队返回旧址，校史寻根，树碑为证，延续文化前缘。
“虽然天下到处都一样美好，但是，如果你到过四川的乐土，如果你走过那古老的石板台级，高低蜿蜒，绕过水田，穿过松林，穿过飘荡的白云，在你半睡半醒的朦胧时候，就会在你心头涌现，引起你的一片怀乡之情。”这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四川的道路》一诗中，回忆起抗战时期在四川考察中国学术机构时走过的道路写的一段话。
钟鼓之声的学术研究，上可聚焦于中华乐史之种种律、调、谱、器，下可瞩目于民间音乐传统之种种表现方式。西安鼓乐研究学者，或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或取域外（如日本）材料为参照，以见本土文化之价值；或请民间乐师进课堂传经，或下田间村舍学习鼓乐之真谛。这些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既要有比较音乐学的意识，也要有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还要有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更要有历史文化学的眼光。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共同体。1937年9月10日，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师资设备为基础，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虽然“西北联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只存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但人们习惯上仍然视1946年以前的国立西北五校为“西北联大”。在日寇入侵、民族危难关头，在抗日烽火硝烟中，师生们不畏艰苦，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谱写出我国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壮美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