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核心任务和使命，就是改善政治宣传的机制、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提升政治宣传的品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政治文明对内传输给普通百姓、对外传向全世界。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解读，到“全球老虎日”公布周永康“大老虎”案，微信的舆论热度均超过了微博、BBS、博客等传统网络载体。《人民日报》的法人微博受到党内外的关注和认可，《人民日报》开通的移动新闻客户端，客户端编辑室的编制也从微博编辑室的8人扩大到约30人，成为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传媒编辑部。上海报业集团《东方早报》开办的“澎湃”新媒体项目骤然发力，迅速介入新闻热点，提供独家深度解读，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广为传播。
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越来越引起关注，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同时还有一些过去习以为常而被忽略的基本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回到学术探索的视野之中加以厘清。本文旨在对“政治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互联网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愈加呈现出信息化特征，在中国社会各层面都带来深刻变化。社会网络化、网络信息化、信息数据化进程，正在逐层展现出信息技术逻辑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思想链条；理论界和传媒实践对于“信息”理性认识深度的螺旋式上升，以及对于信息价值——信息贵金属时代的价值——重估，推动着相关产业和领域管理模式的转型与变迁，最重要的是，推动着中国传播理念的更新和升级。
与社会阶层分化相对应的各阶层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位差显著，是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结构中的突出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动引人瞩目。从之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走向20世纪末的“十大阶层”结构，其间白领、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新兴阶层开始出现，阶层分化也日益明显。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阶层流动上出现的板结化现象和随之而来的阶层结构固化成为突出特征。这一现实，也同样投射在传播领域。
我国的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普遍参与，以外国政府和公众为对象，以国际传播、公关和交流援助为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国情和理念，以影响外部公众、推进本国外交工作。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核心本质区别在于，它是通过国际传播来影响国际公众的态度，塑造本国的形象。因此，国际传播是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是决定公共外交成败的重要因素，没有国际传播就没有公共外交。当今公共外交要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切实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虽然现代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强大功能正全方位地影响着政治领域，政治过程也在时时刻刻地影响和引导着媒体，但研究媒体与政治的学科——政治传播学并未获得与现实需要相适应的发展状态，尚处于“许多人路过但少有人驻足的大交叉路口之一”（传播学先驱施拉姆语）。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传播往往是作为权力、文化、制度研究的边缘地带偶尔被提及。在传播学研究中，政治传播则常被视为政治宣传手段而被质疑能否纳入科学研究的理论范畴，尤其在“去政治化”倾向的鼓噪下，政治传播总是被不同程度地回避。总体来说，国内近年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传播学视角多于政治学视角，面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媒介融合与价值理念的有效传播的发展需求，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呼吁加强政治学视角的深度研究。基于此，从政治学视角思考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边界，应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待厘清的论域。
在政府传播活动中，政务官员的作用相当于政府组织，即决定政府传播的目标和方向，肩负着政治责任且担负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事务官员则是把政府传播的目标和方向具体化、实践化，肩负着政府传播活动的业务责任且工作平稳，起伏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