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研讨
评议人：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我们这一组总共有七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讲到文明和知识，以国际关系学者角度讨论世界哲学和文化。我想重点结合王春法、秦亚青、唐士其、刘德斌、巴里·布赞所讲述的内容谈一点我的看法。
这些发言人都讨论了大变局时代的知识、文化、文明、内外政治、区域政治，还有变局中的中外和各国的内外关系等。大家都有一个认识，世界在变，尽管对“变”的看法不一样。这个“变”不仅仅是物质格局的变，也是知识格局的变，文化思想格局的变。变到最后，形成世界共同知识体系的可能性有没有？
王春法讲了变局中思考世界与中国，讲了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其实从整个世界来讲，我们讲的是自主知识体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整个世界还有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知识体系，包括英美、印度、古代中国等等，都有地域性的知识体系。没有人讲印度，印度的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贡献了以“正法”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大变局，如果从文化和知识上讲，大家看到的是各个地域性的知识体系。
唐士其老师讲了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其实是讲西方，东方是非本质主义。我个人觉得，非本质主义是在与西方相对的基础上叫的一个名称，不是非本质主义知识体系，而是东方的知识体系，不是和西方相对的，西方可以叫本质主义知识体系。对这个知识体系，中国人很熟，有它的风格。唐士其认为，定义和见解的知识一般都有终极叙事，但也有致命的缺陷。我认为，定理、定义的知识很容易僵化、教条，甚至形成专干性的知识，因为假设有绝对和唯一。所以，一旦确定世界普遍终极法则时，知识所描绘的世界很容易陷入刻板和僵化，这是西方知识很重要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西方的法律知识是在对抗性和辩论中产生的，更强调本质主义。而中国法律知识，是把矛盾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看人也是，对人的认识在西方是单个的，东方人觉得人和人联系在一起才能体现人。所有理性主义的知识，或者唐士其讲的本质主义知识，是西方的知识体系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我们看东方的定义知识是关联主义知识体系，强调流动和变化。唐士其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作“容纳变化”，东方知识很多是秦亚青老师讲的那样，跟实践结合在一起，是因地制宜的。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逻辑。
关系的逻辑将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矛盾的事物相结合，使它看上去和谐共生有序，这恰恰是东方知识结构很重要的特点。所以，在东方的知识中，“真”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真”，而在西方本质主义知识体系中，“真”的对立面就是“假”。唐士其讲到了阴阳，在西方看来是矛盾的，但是在东方，阴阳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显得很和谐。所以，我们在政治知识中讲的“一国两制”就是这样，可能在西方知识中这是不可能的。
关联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本质主义的知识体系，影响到好多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很多西方政治学理论有机械制度知识在里面，机械制度的知识很多，治国理政的知识少。中国人是在相互关系中认识安全和利益的。刚才有老师讲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人不是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是讲基于公道的国际秩序。在西方知识中，群龙无首，是斗。一个世界上有多极体系，在英美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多极是不定的。但在东方的知识中，群龙无首是歧义的。在西方知识中群龙无首是要有一个霸权国家，刚刚巴里·布赞提到构造的资本主义体系，他没有讲到资本主义这个词，但过去西方是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
由此，从提出知识、文化、思想体系，到地域性并存的格局，我们这一组主要发言者就回到了秦亚青老师讲的，这些不同的地域性知识体系到底怎么交互涵化，形成新的知识。我们这一组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全人类共同价值”，西方人讲“自由国际秩序”，印度人讲“无害的世界”。要达到不同文明所希望到达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共同的知识体系怎么来实现？从现实来讲，这是比较困难的。巴里·布赞也讲到新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以后，过去屈辱的历史在中国人跟西方人之间并不是共有的。西方跟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共有历史经历呢？因此，面对建构一个共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地域知识体系怎么交互涵化，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讲到最后，我们意识到知识文化体系是多极的。这些多极的知识体系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不产生知识体系之间的冲突？我个人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关联主义知识体系。今天上午开幕式的时候有人提到世界差异，怎么来讲不同和矛盾，并将这些差异融合在一起，使它看上去和谐又有秩序？对于这一问题，可能东方能够提供更好的智慧，来达到我将它叫作“共同但有区别的多层的知识体系”。
第二场研讨
评议人：秦亚青（外交学院原院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我谈三点感想。
第一，大家都谈到知识问题，也涉及很多跨文化、跨文明、跨国界的知识问题。我曾经有一个想法，知识从一个方面可以分为两种，就是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我们国内常常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类知识不完全一样，但是大家在涉及知识的时候，两者很多地方是可以重叠的，并且大家更多谈到的是学理性知识。这就涉及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原创性知识生产的重要性。我理解这种原创性知识都是指学理知识。但是，怎样进行原创性知识生产，大家的发言中是有分歧的，比如说郑永年教授谈西方的科学方法是要学习的，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社会科学很多方法都很重要。
但是仅仅如此吗？何艳玲老师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以中国为方法，到具体场景中去，以中国历史和实践或者说任何一个文明体，或者说共同体的实践和历史为方法，这两者能兼容吗？唐士其教授说，中国这种非实质主义的思维和西方的实质主义思维是根本不一样的，社会科学方法在西方是建立在一种实质主义思维方法之上，怎么去借鉴应用？我没有想明白，现在我们使用了很多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包括费孝通教授，他到中国的田野做研究，也用了西方的类属方法、分类方法等。这是第一个维度，这两者可以兼容吗？如果可以，怎样兼容？这是第二个维度。
第二，约翰·基恩教授谈到现代性专业知识问题。从约翰·基恩教授的观点看，专业性知识很多时候是以应用性知识为主，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类知识。我们承认专业性知识是经验产生的智慧，可以提出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这个不仅仅是知识有限的问题，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对新知识的阻碍，设立各种各样的门槛，这是很多专家的所为。只要不符合这个，就不是知识，这个对吗？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就我有限的了解，这不是知识，一般来说都是应用性知识占大比重，比如国际关系，搞战略研究、政策研究，一定要比搞基础研究的多。我同意郑永年教授的观点，现在原创性知识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并不发达。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要大家共同努力的。
怎样把原创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结合起来，使它们相互转化，这确实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问题。
第三，我们这组讨论都谈到中国价值理念、治理思想的重要问题，好比张树华教授谈到中国的基本治理特征和优势，像苏长和老师谈到中国的共生逻辑。这应该是作为国际政治的文明形态，它应该比对抗性更好，更容易使全球治理得到有效实施，因为这个世界的前提就是一个多文明、多国家存在的空间。怎样使这些国家能够比较理性合理地共生？
再比如，徐勇教授谈到单一制国家的许多基本性质特点，当然他也谈到了缺点。在我看来，徐勇教授认为单一制对于中国保持长时段的国家统一是作了贡献的。
还有很多都提到中华价值思想理念，并且应该是为世界作贡献的。怎样使这些价值理念成为人类共同价值？再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治理思想、管理思想，能不能够成为人类共同价值？我认为，这个是需要跨过去的，我们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要用中国学理的原创性思想去把它讲出来，让整个世界能够承认这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再比如说，何艳玲老师谈到“既要又要”的辩证思想，这确实是中华传统中长期以来的思想，过去方克立教授专门研究中国辩证法，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系统的阐释，他说中国就是彼此相及，西方主要观点就是非此即彼。彼此相及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这个观点怎么能够变成人类共同的价值？
所以综合起来，最后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知识界、学界应该考虑的问题，到底中国哪些价值理念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中国的学术思想哪些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学术思想，这可能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第三场研讨
评议人：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感谢各位学者精彩观点的分享。我在学习了这么多以后，首先是自己了解到很多平时并没有涉及的领域，体会很深；另一方面，我也试图用比较完整的逻辑，把这些精彩的观点，像一颗颗珍珠一样串起来。
我们这个环节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在复杂系统中，如何实现持续发展。二是在不确定发展中，建构良性的秩序。
本场研讨学者的观点体现了不同的维度，比如国际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智能革命、共同富裕以及特定不确定性时代批判性思维等等，在这些议题中，都聚焦于我以上所说的两个命题。基于这两个命题，把我的体会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最重要的合作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像周弘老师所说，从单一维度的援助和被援助这种关系转变到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我想，这个关系的转变确实是一场变革，援助和被援助隐含着被动性、依附性的关系，而全方位的合作伙伴意味着如果经济上的援助和被援助是成立的，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援助者都可能是被援助者，被援助者也可能是援助者，这是全方位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概念的重塑，会为我们现在更为平等、共享地讨论所有重大议题提供基本的立场，也就是重塑主动者和被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周老师给我们的启示。
第二点，经济发展的迟缓并不能够磨灭文化的多样性，更不能将经济滞后等同于文化的落后，这个观点或者是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都可能把经济增长发展阶段和文化先进性或是落后性放在一起考量，援助中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可能是一个单一事件，但这个单一事件是全球发展到现在多种现象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这个立场跟我前面所说的第一个立场关联起来看，对我们重塑全球观、国家观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张宇燕老师在讲全球经济治理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晰地呈现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所熟悉的二元划分、增长与落后等关系，必须重新把它们切分开来，再重新整合。
第三点，即使是经济增长本身存在阶段差异性，经济增长模式和源泉动力也是丰富多元且有差异的，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不仅包括来自市场的动力，也包括来自治理模式和制度的动力，而治理和制度很可能本身就是被文化和特定社会结构所塑造的产物。如果文化是多样性的，制度和治理多样性也是必然的，而这将导致经济增长模式的多样性。如果承认经济增长本身标准化，但这个标准化并不等于抹杀和磨灭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充分表明了经济增长模式的多样性。当我们讲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奇迹背后的制度机制和治理机制，这就是讲中国故事的关键。
第四点，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仅仅是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而且是后工业化、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工具以及价值立场，它所带来的效益具有非常明显的多元性。比如说，技术事实上让经济发展变得更平行或者是平衡，只要你拥有技术，就很可能会超越经济增长本身的时间差距，技术对时间差距的跨越数倍于原来的生产资料的条件，使得追赶变得更有可能，也变得更加平行，这是第一个维度的影响。
就像高奇琦老师所说的，技术也会带来更垂直的世界，而这个垂直不仅仅是经济垂直，也可能会深化我刚才所说的已经达到相对平衡的文化上的垂直。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对技术有更多的警惕，这是第二个维度的影响。
第三个维度，技术所带来的更重要的影响，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细致，这个细致体现在我们要从全球叙事回到个体劳动者生命体。技术更多是被个体劳动者所使用、所把控、所塑造和所影响。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所指向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有了全新的意义，这也更证明中国现在提出生态文明政治等具有非常强大的全球意义。因为这种命题不仅是中国当下的命题，也包括技术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技术、资本、国家、体制、价值观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使得经典命题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中国对这个命题的坚守具有更强大的全球意义。
第五点，从刚才讨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给予与被剥夺有可能并存，当你在给予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获得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剥夺了其他或者是失去了其他，这样辩证的案例作为底层根本哲学的思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意义。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两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批判性思维；第二个是花了很多精力在讲的理性辩论，特别提到真理没有办法被垄断，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一个全球的在场者以及全球所带来文明的使用者和享受者，都有可能就真理给出相应的答案，而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解除给予和剥夺“紧箍咒”很重要的武器。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还是有解的，在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环境主义等各种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中，理性辩论和尊重宽容，就像增长、包容等问题，不仅有解，我们一直在求解，中国一直在以全球责任的角度求解。新时代寻求的种种中国答案，在这个层面上具有世界性意义。
最后一点，我们组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这个组合非常好。我们得出基本的结论，这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但可能动荡和不确定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来做事情。我们需要有新的逻辑来做事情，这是我们所得出的共识，也是我们将来能够得到更大共识的关键。用周弘老师总结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要理解差异性，并从中寻找关联性，最后建构共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