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韦伯—帕森斯”式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这一分析框架的影响，古代中国社会被不恰当地预设为某种特殊主义、传统主义的发展类型。这种预设的后果是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必须完全效仿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的价值，否则不能实现现代化。基于现代道德科学对人性的讨论，可打破这一固化思维，挖掘出古代中国社会人性的“仁—义”两重性，并且重构“义”这一多少被忽略的道德范畴及其特征，丰富道德事实的维度。“义”作为一种道德存在，表现为四个方面：作为集体表现的义；作为人格的义；作为义务观念的义；作为可求性（善）的义。

　　关键词：义 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 道德事实

　　作者何健，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重庆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