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类的现代化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而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充分说明，世界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故事”，聚焦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发现其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点所在，将为现代化范式的多元建构贡献独特的中国视角。界定现代化、认识现代化的历史，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更多地关注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三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邀请国内外学者对此各抒己见，以比较视野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范式。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便来自此次论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马敏指出，中国现代化可划分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前者基本以失败告终，后者则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现代化历经曲折后终获成功，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对传统的转化与“活用”，是现代化活力的源泉。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对于丰富和发展世界现代化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陈嘉明认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传统儒家强调单边“义务论”的伦理须加以反思，创造性地发展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观，使之达到与义务论的平衡。如将儒家作为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之一，就应当更新其道德哲学，以其“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为基础，以尊重人的权利为前提，从道德权利方面为法定权利提供伦理基础。我们可以在吸纳儒家原有的人本主义思想，原有的仁、义等德性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基础上，将其更新、转化为具有现代伦理价值、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合的、并能够为现代化的构建服务的学说。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朱荫贵主张，比较中日早期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政府干预的不同是中日两国发展道路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工业化开始时，两国国情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两国政府的性质不同、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不同、两国政府干预的措施和手段不同，以及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别，造成了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后发政府对国内的经济干预，相当于改变或重建该国经济进程演变的道路和舞台，不同的干预措施和目的，必然给发展带来根本影响。编辑部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立足当下开展对其道路的不断思考并提炼新的观点，努力以学术的方式致力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　　马敏

　　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　　陈嘉明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日本的比较　　朱荫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