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形成。该学科当前的要务及使命，史学界尚少有人思考。然而，这是其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故有必要予以讨论。

　　“深观”史学“演进之迹”

　　本来，中国传统史学不大重视纵向的专史。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专史撰述逐渐兴起，中国史学史学科就在这种氛围中产生。但是，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设想，并非从外国直接引进，乃国人得知西方有《西洋史学史》之书，受到启发而提出。所以，首发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和首撰著述者，皆为中国的历史学者。

　　梁启超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首创人之一，他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个文化特色提供了史学史研究的优越条件，也决定了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其他国家或许可以不将本国史学史研究置于学术要务，但是，中国如果忽视这一学科，即整个历史学结构的一大缺陷。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史学史就是对以往历史学进行总结性与写实性相结合的反思，即总括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剖析史学遗产中的优劣、得失，系统描述史学发展状况。梁启超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瞭。”历史学的“历史演进之迹”，就是要通过史学史的研究来“深观”，因此，建设一个成熟的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对中国历史学的整体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毋庸讳言，本专业还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其自身的学科建设还应该加强，所应担负的学术使命更需明晰。

　　重视学术论辩与人才培养

　　欲将中国史学史建设成为一个成熟、健全的学术体系，至少有以下要务需要进行。

　　第一，应当开展本学科内的学术论辩。中国史学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留下诸多成果，也积存了诸多意见分歧。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许多分歧不仅未能得到化解，甚至根本未曾讨论而各说各话。这类弊病当然也存在于整个历史学科甚或不止于史学界。长此以往，会造成学术表面繁荣而实际滑坡的倾向。

　　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与教科书，在体系上各有不同，在具体见解上也颇多冲突。虽说不同学术见解的存在是正常状况，但从逻辑上看，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程，我们对此历程的多种认知，也许都不对，但几种相互抵牾的看法不可能都正确。符合真实状况的认识体系，应当只有一种。因此，对于中国史学史整体历程的认知，必须予以热烈、认真的论辩，相互取长补短，消除误判，以求真、求是的准则，趋向于共识的建立。

　　许多重要的具体学术问题，存在观点不同乃至见解冲突，但人们似乎不太关注其中的正确与讹误，缺乏充分的学术讨论，或根本就没有经过讨论，以致歧说并行，莫衷一是。这会使初学者迷茫一时，无所适从，更令史学界其他专业的学者误以为史学史研究陷于困境，游移不定，凡事难于论证。

　　学术论辩是学术发展和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无论宏观研究抑或微观研究，无论历史论析还是史事考订，见解分歧都应当通过论辩来求真、求是。无论是学术论辩的参与者还是关注者，都会从论辩中增长见识、获得启迪，促使学术研究因之大进。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学术论辩的缺席是最大偏差，非于此项大加倡导和恢复，不足以挽颓风而获活力。

　　第二，史学史学科需要培养更精良的专业人才。史学史专业既要审视和反思整个历史学发展历程，也必须审视大量而多样的史学活动和史学著述，这对本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有很高的要求。首先，理论思维能力是研究史学史的重要条件，舍此不能形成精深的洞察力。其次，史学史具有史学评论的职责，而历史学中不少专业拥有较为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如甲骨文和金文的辨识、考古学知识的掌握、某种特殊文本的阅读等。为此，作为史学产品审视者，研究者要锻炼高水平的逻辑思维能力，要具备广而深的知识结构。在学术队伍中，要有一批掌握特殊治史技能的学者，诸如甲骨学、金文、古代音韵、满文、蒙古文等领域，至少要有一些初入门径之人，非此不容易对相应专业的史学著述予以评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不可缺少各种人才的培养，这需要有目标地培养各有专长的研究者。在整个史学史学术队伍中，只有人才技艺基本齐备，且能协同合作，史学史的学科地位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目前，这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希望业内同仁予以关注，开拓广阔的人才培养方向，也希望年轻学子踊跃学习，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保障历史学健康发展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性质，决定其不仅要致力于本专业的发展，而且关乎整个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学术使命伟大而艰巨。

　　首先，促进史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明显区别。历史理论是对客观历史的系统性概括，史学理论则是对古今中外史学发展状况的概括和抽象。这就是说，史学理论应当从史学史研究的可信成果出发，以史学史研究为基点，概括和抽象出理论化的总结，建立自己的认识体系。全世界自古以来，原发产生且持续发展的历史学仅有两支，一是以古希腊、罗马为源头的西方史学，二是从中国起源并且以中国传统史学为中心的东亚史学。即是说，中国史学史占有世界史学史的“半边天”。史学理论研究如果缺乏中国史学史的知识基础，则难免跑偏，且必生讹误。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于包括中国史学史在内的史学发展史之中，才能促成高水平的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传统史学始终推重“直书”“实录”的求真理念，而且历史记载连续不断，形成了完整的史籍系列。因此，中国历史记述在整体构架、时间顺序、帝王世系、史事梗概等方面大体上是确切的，在具体历史情节上也有很高的可信度。这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理论是一个有力的学术支撑。中国史学史研究揭示的历史能够做到如实记载，以及历史研究可以求真、求是的无数事例，足以抵御西方主观主义史学流派否认客观历史可以正确认识的谬论。

　　其次，对历史学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史学史研究有三大任务，一是清理史学遗产，二是阐明史学发展进程，三是揭示史学发展规律。三项任务之间，前项是后项的基础，后项是前项的指导，各项任务有机结合在一起。只有对史学遗产做出一定程度的清理，才能较好地阐述历史学的演进过程；对史学演进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才能探讨史学发展的规律；在对史学规律的探讨中，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史学从古至今的演进，同时深化对于具体史学遗产的研究。探索规律，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作，但中国史学发展自古至今连续不断，乃是探索其规律性的优越条件，这项学术任务完全具有现实可行性。史学史学科不应满足于对历来史学活动状况的叙述，而要考察历史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与内在动力。将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学史予以辩证的比较研究，可概括得出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之间的矛盾乃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补、互动又互有排抑的矛盾运动，这明显区别于西方史学。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的矛盾，融入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之中。这个特点是中国传统史学极为发达和繁荣的重要原因。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解析历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就打开了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路径。探索历史学的发展规律，是将史学史研究提升到理论层次的基本途径，不仅促使本专业学术体系的成熟化，而且这种率先揭示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示范，必当推动整个历史学研究的深化。

　　最后，鼓励以求真、求是为宗旨的史学评论。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史学评论，研究史家和史书，都要进行评论。这种史学评论不仅针对既往的史家、史书，而且完全可以延伸到学界当下的史学活动。史学史专业进行史学评论，与整个学界的学术评论一样，需要恪守严肃的学术标准，但又与一般的评论有所区别。那就是将评论对象置于历史学长期发展的进程中，予以定性与定位分析，看其对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是否作出了贡献。这样的史学评论，学术性质大为增强，而较少其他因素的干扰，这是一个极大的优点。

　　假如一位史家、一套史书或一项大的史学活动，对史学的健康发展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将来的史学史著述中难于提及，或者即便提及，却只能是负面的评析，那么，不管曾有过多少人捧场，也不论曾得到什么大奖，终归会黯然失色，且只能反映该时期学术风气的浮躁、学术机制的偏颇。所以，史学史视野下的史学评论应是对以往史学现象的最终审判。这对于端正学术风气、推动史学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长久来看，史学史迟早要将现代的史学状况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历史地审视各个史家、史著、史学制度、史学活动的内容、价值与影响，淘汰曾经泛起的沉渣，批判喧嚣一时的浮躁，推重具备学术价值的成果。这是成熟的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必然要做、不得不做的评判。史学史专业的每个从业学者，应该明确职责，勇于承担这项艰巨任务。

　　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使命关系到整个历史学的健康发展。要实现这些使命，不仅面临学科建设的难度，同时还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需要业内同仁取得共识，为此长期团结奋斗。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