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继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族、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其孙忽必烈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大一统帝国。元代大力发展驿站建设，为中原与周边地区、中亚、西亚、东欧、东亚等地的人员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提供了通达的交通网络，对元朝统治者统一与管理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

　　逐渐形成驿站交通网

　　元代以前，中外已有传递公文、传送军事情报的邮驿或驿传。在继承前代急递铺、驿传的基础上，元代将驿站交通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并形成有效的规章制度。

　　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就曾建立传递急信的邮政驿站，设有待命的信使和驿马，逐站传递公文或信件。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国驿站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汉时期，烽火燧为军事通讯服务，驿置仅限于传递文书和公文，交通方式以轻车快马为主。东汉时期，轻车被快马取代。隋朝加强驿馆建设的同时，增设了急递铺，专门传递紧急军务。宋代，急递铺、驿传更加健全。元朝继承宋朝旧制，设立了专门管理驿站的中央机构——通政院。

　　元代的驿站又称“站赤”，是蒙古语“jamci”的音译。其词根是“jam”（站），具有道路、交通之意。“站赤”本指管理驿站之人，另有“向导”之意。蒙古人何时开始利用“站”或“站赤”，因缺乏史料记载而难知其详。不过，从唐宋以来北方游牧政权有驿传这一情况来看，蒙古人当时也应有自己的交通体系。

　　自成吉思汗时期起，大蒙古国在其境内普遍设立驿站，配备人员和牲畜，由万户管理驿站事务。大蒙古国时期，过往使臣或传递军事情报者持成吉思汗圣旨令牌，可以换乘铺马。窝阔台汗时期，确立驿站制度，并将驿站交通线路扩大到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境内。贵由汗、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的驿站对东西方往来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忽必烈统治时期，在蒙古帝国驿站的基础上，在元朝全国范围内实行驿站制度，以元大都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贯通东西南北。自元大都向南，河南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湖广行省、江西行省、江浙行省等均设立驿站；自元大都向西，陕西行省、甘肃行省直至四大汗国境内，均设立驿站；自元大都向东，辽阳行省设有驿站；自元大都向北至元上都，再到岭北行省，亦均设立驿站。在元朝全境内，自大都向四周辐射出严密的驿站交通网络，水站、陆站多达1500处。

　　元代的驿站每60里左右设一站，过往使臣或王公贵族须持有圣旨令牌或铺马圣旨，以及官府出具的证明文书，方可在驿站换乘铺马，并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sigüsü）（按例分到的食物，汉语称为“祗应”）。

　　急递铺也属于元代官方邮驿系统，10—15里或10—25里设一铺，设专人传递文书或军事情报。传递速度按一昼夜计算，一昼夜400—500里，加急时可以达到一昼夜700—800里。元代的急递铺只有持有海青令牌者可以换乘铺马，并有专用驿道，以便快速传递公文或军事情报。元代的急递铺、驿站制度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已经确立。忽必烈之后，其继承者多次规范这一制度。

　　为中外交流提供平台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有着密切交往。历代中原王朝及北方游牧政权均设立过中央客馆，为四夷朝贡往来提供便捷条件。汉代的鸿胪寺、隋唐时期的四方馆、北魏时期的四夷馆，均有接待四夷或外国使臣的客馆的性质。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注重以儒家思想治天下，实行汉法。继位之初，他诏谕海内、四方，希望诸国来朝亲觐。为了给外国使臣、四夷宾客、归附远人提供便利的食宿条件，1276年，元朝开始在中央设立会同馆，为远道而来朝见皇帝的四夷宾客、外国使臣、归附人、诸王、驸马提供便利条件。会同馆设立专门官员，管理海内外远道而来的宾客，并设立蒙古、回回必阇赤（bicigeci）、怯里马赤（kelemerci），即译使和通事，供四夷宾客、外国使臣翻译之用。

　　会同馆不仅是四夷、外国朝贡使臣居住之所，而且是商品交换、贸易往来的场所。四夷、外国使臣以官方名义携带商品，在会同馆进行交易，并从中央政府得到相应赏赐。因此，会同馆的设立对元代商业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四夷、外国使臣和文人居住会同馆期间，也与馆伴、陪同人员进行诗歌方面的交流切磋，为促进元代文人与外国使臣、文人学士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往四周的驿站交通颇为发达，使元朝与周边民族以及境外诸国保持密切联系。元大都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水路交通方面均非常发达。大都作为北方最大的商业活动中心，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诸多国家与元朝进行朝贡贸易往来，不少外国商人到元大都进行交易活动，全国各地及外国商品聚集到此，使大都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

　　驿站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中央客馆、地方驿馆，由官府为往来使臣、四夷朝贡人员提供相应食宿。有元一代，来到大都的外国使臣、游客、商人、僧侣、文人、画家、诸王、公主、驸马、世子诸色人等，络绎不绝，使大都成为各国商品集聚、各种文化融合、各种宗教盛行、极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多种驿传传统集于一体

　　元朝统治者是草原游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忽必烈虽注重汉法和儒家文化思想，但在元代驿站、客馆的形成和管理中，既继承了唐宋以来驿传的传统，还具有一定的蒙古文化因素。有些地区的驿站、客馆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有些地区则有着农耕文化特色。

　　元朝疆域辽阔，“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超过汉唐以来的疆域。元朝境内民族众多，广袤的草原地带有游牧民族，中原、江南地区有诸多农耕民族，东北森林地带分布着渔猎民族。在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全国各地驿站的管理人员、马夫的配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元代，专门设置站户负责驿站的马匹、食物，中原地区的驿站由汉族充任站户，草原地区的站户则由牧民承担，东北森林、冰雪地带的驿站则用狗站。

　　元代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监督驿站事务，通政院的官员多由蒙古、色目官员担任。元代驿站的圣旨令牌为八思巴字蒙古文令牌，铺马圣旨和证明文书也以蒙古文书写。因此，通政院的官员之所以大多以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主要是因为他们精通蒙古语。“脱脱禾孙”（todquγulsun）是元朝在驿站设立的官员，负责查验乘驿公文。元代驿站所需圣旨、公文均以蒙古文书写，因此，充当脱脱禾孙者必须精通蒙古语言文字，当时精通蒙古语的汉族人也可以担任这一职务。与驿站相同，元朝在中央设立的会同馆也配备了蒙古、回回翻译人员，在蒙古统治者与外来使臣、归附远人之间起到语言媒介的作用。元代驿站、客馆提供的“首思”也具有一定的游牧文化色彩，尤其是北方的驿站、客馆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例如，在提供给四夷宾客、外国使臣的食物中，肉食以羊肉为主，如果没有羊肉，方以鸡肉替代。

　　从元代驿站、客馆的功能来说，首先，元代驿站担负着军事功能。成吉思汗将蒙古驿站延伸到西域，蒙古西征的军事情报、信息均由驿站得以传递。长春真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也是利用驿站，途中换乘驿站的铺马，在沿途驿馆食宿，才顺利西行。其次，元代驿站具有为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商业、物流、宗教、文化服务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员、王公、驸马、中外使臣的往来均利用驿站，尤其外国使臣、朝贡人员不仅利用驿站换乘马匹，获取食物和住所，而且由驿站的马夫为其带路，充当向导。元朝商业发达，大都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汇聚于此，以此为集散地再向四面八方流通。元代又是多种宗教文化兴盛时期，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盛行，道士、僧侣等宗教人士也利用驿站在大都、江南、西藏等地自由穿梭，驿站、客馆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丝绸之路畅通

　　辽金时期，由于西夏的阻隔，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经由漠北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前行。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西辽之后，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加之畏兀儿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线畅通无阻。大蒙古国和元朝政府大力建设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驿站、客馆，使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驿站交通使得阿拉伯、波斯科技文化传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区。色目人札马剌丁绘制大元帝国辖区内及四大汗国在内的地图，使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的人们开阔眼界，增加了地理知识。西域、蒙古、汉族饮食文化相互影响，西域食品秃秃麻食也在蒙古地区久为流传，深受蒙古人喜爱。蒙古饮食中虽没有保留“秃秃麻食”这一名称，但以“猫耳朵”这一名称流传至今，多用荞麦、莜麦面制作。

　　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种宗教采取各随本俗的政策。西藏萨迦派在元朝地位特殊，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尊佛教为国教，西藏僧侣利用元朝的驿站，往返于大都与青藏高原之间，在藏传佛教传入内地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也非常发达。由于元朝驿站有水站，大都的货物通过大运河输送到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亚、中亚以及更远的欧洲。东南亚、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种物品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元朝港口，再经驿站输送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使得元代海外贸易远迈汉唐时期。

　　随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和游客进出广州、泉州等地，使异国文化、生活情调传播到南方的港口城市。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传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区。可以说，13—14世纪元朝经济文化是比较发达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