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努力从未停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萧公权的《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等，都是反映探索历程的重要文本。21世纪以来，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到“乡村振兴”被提升为国家战略，乡村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的生态空间和文化场域，其蕴藏的巨大价值潜力正日益显现。

　　城乡只是空间特色的界定，并非品质优劣的划分。乡村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于因应自然、有机生长、安稳守成。乡村的文化、生活都是展开性的，外来的参与只是辅助。乡村的这种安稳守成，恰恰构成了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的平衡。现代人大多是都市的拥挤者和异乡的漂泊者，一些田园风光短视频的爆红恰恰表明现代人具有浓郁的乡村情结。因此，乡村文化振兴应坚持连续性、伦理性、整体性和创造性。“连续性”就是要传承文脉，旧中开新，新中含旧，重建人与土地的关系；“伦理性”就是要有反思性态度，敢于扬弃，对不同地域的乡村文化有鉴别地学习借鉴；“整体性”就是要保护原住民、遗址、建筑、工艺、民俗、饮食、特产等的共生关系，将乡村规划、乡土风情、乡邦文化合成小生境；“创造性”就是要汲取古今中外的资源，追求独异性，避免模式化。例如，福建省永春县一都镇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本着建新不废旧的理念，在基础设施得以焕然一新的同时，“旧”的曾氏屏风、古井文化、妈祖宗教信仰等文化遗产全部得以完整保留，翻修过的民居也采用了“灰瓦”“红砖”“白墙”的新闽派风格，不仅提升了外在的颜值，而且传续了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

　　乡村的过去在我们心中，乡村的未来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通过产业介入、艺术介入和技术介入等方式，推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产业是振兴乡村产业的重要内容。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旨在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纳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整体格局。乡村应在深入发掘自然景观与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培育特色文化产业。一是依托乡村生活习惯和风土民情，将传统的乡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将传统的人文资源与现代的生产体系相融合，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二是挖掘优秀传统民俗节庆资源，培育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节庆会展业。民俗节庆、农事节气和传统赛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三产有机融合的重要载体。三是在乡村生态美学建设的基础上，利用文化与旅游天然的耦合性，组织具有仪式感、参与性、场景化的乡创活动，推动乡村文旅融合。

　　艺术创生是激活乡村美学的重要手段。2007年发起的“许村计划”、2011年发起的“碧山计划”、2016年发起的“贵州雨补鲁村艺术计划”等，都是在艺术介入社会理念的推动下对当代艺术下沉、公共艺术下乡的文化实践。艺术介入乡村不只是简单的村容焕新，而是综合的审美创造。艺术乡建中蕴含的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需要思考“关系美学”问题，例如究竟是艺术面向还是社会面向，是艺术的再生还是乡村的再生。为了促进地方艺术的多元性发展，艺术创生需要深度介入地方性知识。

　　数字技术是联结乡村世界的重要链路。当代社会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等硬件设施的出现，使乡村不再遥远。乡村的形象、风物在新媒体时代因短视频传播、电商直播而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乡村的资源禀赋、民族技艺因数字技术的赋能而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乡村的文化消费、产品营销也因数字技术的赋权而实现了市场空间的拓展。在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村民通过深入挖掘本土的资源特色，大力发展银铜器生产加工，赋予银器以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同时依托“互联网+”平台，引入直播电商等数字平台，实现银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乡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目前乡村文化建设在公共服务、特色小镇、乡村旅游、村落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同时人口流失、乡村空心等老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的挑战，标准化、模式化的现代文化对乡村特色的影响等新问题又时有发生。乡村振兴需要用审美的眼光去重新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美学路径重现乡村传统文化，激发乡村产业活力，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以达成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从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